这样的“自我举报”某种角度上也是对监管的打脸——工程质量、建设施工的监管部门，相应的监理机制，为什么没有发挥作用、发现问题？是当事人做得太隐蔽，还是监管太松散？

　　据6月30日央视报道，最近，有关青岛地铁1号线一项目施工方“自我举报”工程质量问题的消息引爆网络。除了举报混凝土薄了、钢筋间距大了等问题，举报人还称，该项目到具体施工人员手里已被层层分包了5次。总承包方回应，此前已发现分包情况，并对相关公司提出了整改要求。

　　在最近同样颇受关注的“贫困县近4000万元建水幕电影”事件中，实名举报人导演陈某称，河北省张家口市万全区的这个项目被层层转包，其中用于电影拍摄的费用，到执行环节缩水为135万元。目前，这两起事件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一个是关乎公共交通安全的地铁工程，一个是涉及公众文化生活的水幕电影项目，都被指存在层层转包或层层分包。这也将建设工程的分包、转包问题再次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

　　分包、转包是不是法律允许的行为？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和后果？这些问题都有待厘清。

　　转包，通俗地说，就是A拿到了某个工程，但是自己不做，完全交给B去做；而分包，是A拿到了某个工程，将其中的一个或者几个部分，包给其他公司去做。层层转包、分包，就像“击鼓传花”一样，把工程项目的全部或者部分传给下家、再下家。

　　从法律上来说，转包是违法行为，无论是将承包的工程全部转包给他人，还是以分包的名义将工程肢解后分别转包给他人，都是不允许的；而分包，法律上并不完全禁止，合法分包必须同时满足相应的条件，比如，主体结构的施工必须由总承包单位自行完成，分包单位应具有相应资质，分包须经建设单位认可，禁止分包单位再分包等，违反上述任何一条即为违法分包。

　　上述两个工程项目是否存在层层分包或转包，尚有待调查，但现实中，转包和违法分包在建设工程领域并不是什么秘密——承包商找分包商，分包商找大包工头，大包工头再找小包工头；资质较高的企业专门负责投标，中标后转手给其他企业，层层扒皮、雁过拔毛；“一流单位中标，二流单位进场，三流单位施工”……

　　有资质的不干活，干活的没资质；想干活的可能没活干，有活干的可能被迫压缩成本、偷工减料；都想当中间商，都想赚差价、挣快钱，少有人关心工程会盖成啥样，会不会塌、会不会倒……

　　问题的关键在于，层层分包、转包之后，施工质量、设施安全、人命安全等由谁来包？

　　值得深思的是，将上述两起“内幕”“猛料”公之于众的，恰恰是局内人、知情者——导演因为被拖欠了拍摄制作费用，愤而举报；具体施工人因为中间人的酬金问题引发矛盾，决定举报，尽管此前其与分包公司达成协议，“不举报工程质量和违法分包及拖欠农民工工资等问题”。换句话说，如果报酬没有拖欠、没有产生内部矛盾，当事人很可能不会捅破窗户纸、撕破脸。这样的“自我举报”某种角度上也是对监管的打脸——工程质量、建设施工的监管部门，相应的监理机制，为什么没有发挥作用、发现问题？是当事人做得太隐蔽，还是监管太松散？

　　堡垒当然可以从内部打破和瓦解，但这并不意味着外部监管就可以听之任之、无所作为。事情败露，不能总靠内讧和“自我举报”，就像警察破案不能总等着凶手上门自首一样。在事关公共利益、公共安全等重大民生问题上，相应的监管显然应该更及时、更给力。住建部门整治建筑施工工程违法分包、转包的努力不少，但实效、长效有待加强。

　　对违法的分包、转包乱象，必须严查严惩，用更高的违法成本和代价如取消资质、纳入黑名单、联合惩戒等措施，给相关企业以震慑和警告。出实招、动真格，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姿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