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桩案件真相大白、一众人等各领其罪，这是公众期待看到的公平正义。而公众更希望看到的是，类似的案件今后不再发生，那些有心逍遥法外以及徇私枉法的人，在法网面前均无机可乘，让法律维护的公平正义切实得到彰显。

　　9月13日晚，北京市纪委市监委通报了“郭文思减刑案”的最新调查情况——郭文思的父亲郭万普在郭文思服刑期间，以直接或通过他人请托监狱系统、检察院、法院相关工作人员，并给予款物的方式，谋求关照郭文思服刑生活，帮助其快速减刑。所涉14名公职人员及重要关系人涉嫌受贿罪、行贿罪、徇私舞弊减刑罪等案件，已移送北京市有关检察院审查。

　　这样的调查结果并不令人意外。今年3月，郭文思在超市购物时将提示其正确佩戴口罩的段某某殴打致死，使得其多年前杀害女友被判无期徒刑、先后9次减刑、于2019年7月刑满释放一事，浮出水面。彼时，公众便提出质疑：如此罪犯何以频频减刑、实际服刑不到15年？出狱不到一年便又惹出人命，显然没有改造好。调查结果回应了这些质疑和猜测。

　　对于减刑，我国法律法规和相关司法解释有着明确且具体的规定，被判处不同刑期的人，服刑多长时间以后可以开始减刑、符合哪些条件可以适用减刑、每一次减刑应该间隔多长时间、减刑的程序如何等等，都有白纸黑字的条款为据。从郭文思第一次实施犯罪的2005年以来，有关减刑的具体规定有一些修改，但基本原则和理念没变。郭文思的减刑操作，表面看符合这些规定，只是时间点儿上踩得过于精准，频次上也显得颇为“着急”。如今看来，问题不是出在制度和规定上，而是出在人身上。

　　“拿人钱财与人消灾”“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从官方调查来看，上述司法系统的涉案人员把这两句话践行得可谓彻底。根据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减刑的程序是，由罪犯所在监狱提出减刑建议书，由检察机关对减刑的提请、审理、裁定实行法律监督，由服刑地的中级以上法院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并对是否予以减刑作出裁定。而从北京市的调查来看，减刑这根绳子上的多只“蚂蚱”都被郭文思父亲的礼品礼金拿下——监狱监区指导员违规为其安排多个有利于减刑的岗位，监狱长6次主持办公会并签批报请减刑文件；检察院检察人员向审判人员打招呼，帮郭文思减刑；法院审判员降低证据审核标准、违反案件审理程序，对不符合减刑条件的郭文思裁定予以减刑。

　　这些司法人员忙前忙后、“齐心协力”开绿灯，不是为了捍卫公平正义、捍卫法律的权威和尊严，而是为了帮助罪犯违规提前、尽快离开监狱，最终“放虎归山”。这对于一个法治国家和我们的法治建设来说，可谓是深刻的教训。

　　最近一段时间，媒体曝光了几件涉及减刑、保外就医等的案件。比如，有人“纸面服刑”多年，在狱外结婚、生子、旅游、工作，一如常人；有人通过购买专利赢得“立功表现”，进而获得减刑等。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监外执行等，本是出于人性化、激励罪犯好好改造、宽严相济等方面的考量，但在一些地方却被人钻了空子，成了一些服刑犯逃脱制裁、逍遥“狱”外的跳板，成了一些司法人员贪赃枉法、“勤捞致富”的工具。法网，在金钱的诱惑、腐蚀下变得漏洞频出。这是法治社会的悲哀。

　　让人忧心的是，郭文思违法违规减刑案件的曝光实出偶然，如果不是大庭广众之下再次打人致死，其可能不会被公众知晓，其前尘往事不会被翻腾出来，更不会“拔出萝卜带出泥”，把相关司法人员“一网打尽”。公众有理由追问，每年因种种法定原因和表现被准予减刑的服刑犯，其减刑是不是都经得起严格的调查？在制度设计上如何防止类似案件的再次发生？强化监督无疑是当务之急。

　　一桩案件真相大白、一众人等各领其罪，这是公众期待看到的公平正义。而公众更希望看到的是，类似的案件今后不再发生，那些有心逍遥法外以及徇私枉法的人，在法网面前均无机可乘，让法律维护的公平正义切实得到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