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4日，河南永城一辆大货车被运政、路政部门相继罚款。司机在出示了月票（每月给路政3000元）和年票（每年给运政3000元）后，路政部门仍要罚款，女车主求情未果，当场服剧毒农药自杀，现在仍在医院抢救。（见央视 11月30日报道）

    在事先已经缴纳包月包年罚款的情况下，仍被再次罚款，面对如此公路罚款，女车主选择“以死抗罚”，这种极端的公路“三乱”景象，无疑显得非常扎眼，令人感慨嘘唏。

    不得不承认，如果从公路“三乱”角度来看，上述事件是眼下公路“三乱”现实中的一个极端场面而已。比如，“包月罚款”、“重复罚款”等乱象，实际上是多年来在治理公路“三乱”过程中，一直挥之不去的痼疾沉疴。

    如果从国务院1994年《关于禁止在公路上乱设站卡乱罚款乱收费的通知》算起，治理公路“三乱”，至今已接近20年，治理公路“三乱”的政令，可以说不计其数，但现实中的公路“三乱”何以不仅屡禁不绝、屡禁不止，甚至在一些地方愈演愈烈、恶性膨胀，以至于催生出车主“以死抗罚”的悲剧？

    导致公路“三乱”屡禁不止的具体根源，很多也很复杂。比如，“多头执法”的交通管理体制，“以罚代管”的行政执法体制，“行政罚款按比例返还分成”的财政管理体制等。不过，在笔者来看，这些可以一言以蔽之地概括为一个简单直观的原因，那就是，“严重依赖罚款来养活人员的执法供养体制”。

    而一旦以这样“执法供养体制”来审视，就会发现，公路“三乱”之“乱”并不是简单的一个执法规范、作风之乱，而是一个更为基础性的“供养”之乱。

    在现实中，存在大量依赖公路罚款来养活的交通执法人员。如在河南永城，其路政、运政两个执法大队，便各有几十上百人员，“经费来源全靠罚款”。而在同属河南的商丘市梁园区，这一人员规模则更为令人咂舌，不久前商丘市梁园区交通局局长对央视记者披露，“（梁园区）公路局现在有八九百人，运管局也有八九百人，人员工资收入主要靠自收自支，要自己想办法挣钱养活自己”。区区一个县级交通部门，需要“挣钱养活自己”的人员便多达近2000人，公路“三乱”如何可能不乱？

    因此，要想根治公路“三乱”以及由此衍生的“以死抗罚”悲剧，关键显然在于能否根除依赖罚款的执法供养体制，精简相关执法机构以及其中靠罚款养活的冗员。这正像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减少机构数量，严格控制财政供养人员总量”。否则，一面允许大量执法人员“挣钱养活自己”，一面又要治理“三乱”，势必是自相矛盾的，不仅不可能解决“三乱”，也不可能真正“治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