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政府办公厅武汉市某市直单位反映，仅2012年一年，该单位就接到了1300多个开会通知，平均每个工作日要开5个会。某基层干部坦言，会太多，开会时间太长，严重影响正常工作，“我每天都疲于奔会，最多一天要开9个会，根本腾不出时间来办实事，工作只能晚上加班做”。（11月11日《湖北日报》）

    “你开会，我开会，大家都开会；你发文，我发文，大家都发文。横批：谁去落实。”这个问题谁来回答？指望“平均每个工作日要开5个会”的工作人员来落实，是不现实的吧？“台上讲得天花乱坠，台下听得昏昏欲睡，场外聊得天南地北”的现象如何制止？又造成了多少浪费呢？从报道中可知，“武汉市政府办公厅制发的简报数量从18种减少至5种，与去年同期相比，共节约成本61656元；制发公文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83件；召开全市性会议32次，同比减少50%以上。”尽管这组数据是作为成绩来宣扬的，但在“最多一天要开9个会”的前提下，谁来计算浪费的东西呢？又有谁心疼呢？

    更要命的是，“最多一天要开9个会”并非孤例。某省抽样调查表明，省、市、县的领导干部每年有1/3的时间泡在“文山会海”里，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每天收到的文件资料不下10万字。许多领导干部是“白天游会海，晚上爬文山”，搞得筋疲力尽，很难挤出时间到基层调查研究。除此之外，我们更见识过“3天会议耗资304万”、“贫困县1个会议抽掉6万元烟钱”、“某些人士一年竟开375次会”等荒诞景象，可以说，这已经是一种病态，已经不仅仅是作风问题、会风问题。

    应看到，隐藏在会议背后的形式主义、文牍主义的蔓延滋长引起了公众的不满，严重影响了工作效率的提高。官员是社会的管理者和服务者，因此，会风不是某一地区、某一官员的私事、小事，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社会问题。那么就要深挖隐藏在“最多一天要开9个会”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因素：一是官本位意识，二是权力支配意识，三是目中无人（公民），四是不会开会——没有认识到会议是民主政治的典型体现，是通过意见的交流和碰撞达成共识。如果能认识到这些，或许就能走出文山会海的陷阱。

    就“最多一天要开9个会”来说，光喊治理是不行的，必须动真格，用细则、严苛的问责机制治理之，否则，只能让各级各地公职人员深陷文山会海、“会议落实会议”的困境无法自拔。同时，“最多一天要开9个会”无疑就是“会议腐败”。既降低行政效能，又浪费公共资源，增加了运行环节和财政负担。只有通过制度建设，强化问责机制，站在维护政府形象和提升民众信任的立场上，建立健全有序、良性、高效的政务运营体系和管理制度，以制度的刚性规范，方能防范、约束并最终杜绝泛滥成灾的文山会海。总之，“一天5个会”背后的多重病态，应有迅捷而有效的制度化救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