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市场经济的方式实现文化的政治、经济、社会的价值性转换，进而改变和重塑国家治理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得文化生产与发展在文化本位的层面上又回归了它的价值理性：人——社会——国家的治理，从而实现了文化产业发展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文化发展与国家治理的融合。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不仅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而且也提出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总命题：推进国家文化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文化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治理的特征，是通过主动寻求一种创造性文化增生的范式，实现文化的包容性发展。这是文化治理与文化管理最突出的差别。文化管理是国家通过建立一系列规章制度对人、社会和国家文化行为的规范化，对象是文化行为及其整个生态系统，主体是政府；文化治理是国家通过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和制度安排，利用和借助文化的功能，用以克服与解决国家发展中的问题，对象是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主体是政府和社会，政府发挥主导作用。管，具有强制性约束力；治，则更突出人、社会与国家的能动性和自主性。治，是针对问题的解决与克服，具有很强的规训弹性，而管则是基于一定的价值尺度对人们的社会行为的规定，具有很强的惩戒刚性。实现从惩戒刚性向规训弹性的转变，让公民和社会有效地参与社会文化进程，实现从政府文化管理向社会共同参与的国家文化治理转变，正日益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推进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高国家文化治理能力，就是要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提高国家文化治理能力，就是要转变政府文化管理职能，简政放权，推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充分发挥文化在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组织人民、动员人民中的积极作用，解放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巨大的文化生产力和创造力。

    提高国家文化治理能力，就是要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破除现阶段以政府行政划分的“行政文化市场”，最大限度提供文化生产要素和文化商品流通的便利性，减少政府对文化生产经营的刚性干预，最大限度突破利益集团对文化市场不公平“定价权”，充分释放和激活文化市场的公平与正义。

    提高国家文化治理能力，就是要让公民和社会共同参与国家文化治理能力建设，在完善文化生产经营能力，建设和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与转变政府文化职能的同时，积极建构企业法人治理、社团法人治理和国家治理相统一的“三位一体”的国家文化治理机制。

    提高国家文化治理能力，就是要提高文化开放水平，以开放、自信与包容的文化治理观，积极吸收、借鉴世界上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提高中华文化融入现代世界文明的能力，在人类文明转型的同时实现中华文明的创造性转型。

    以市场经济的方式实现文化的政治、经济、社会的价值性转换，进而改变和重塑国家治理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得文化生产与发展在文化本位的层面上又回归了它的价值理性：人——社会——国家的治理，从而实现了文化产业发展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文化发展与国家治理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