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出旅游，或开阔眼界，或陶冶身心，无可厚非；公款旅游则是浪费公帑，以满足官员一己之欲求，其中是非对错，无需赘言。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下简称 《条例》），对于 “国内差旅和因公临时出国（境）”问题，用6条的篇幅，从内部审批、到交通工具、食宿标准、人数天数，再到费用承担和审核等方面予以规范，并明确“严禁以公务差旅为名变相旅游”“严禁以各种名义变相公款出国旅游”等。既有制度层面的构建，又有执行细节的要求，从中不难体察最高决策层面遏制公款旅游风的决心和信心。

    《条例》的此番出台，颇有重典治乱的意味。毋庸讳言，此前中央和地方三令五申，严禁各种形式的公款旅游，但公款旅游之风却依旧炽烈蔓延，即便也有避“风头”偶有消停之时，可其势汹汹，极端事件不乏其例，一次又一次地刺激公众的神经。2006年北京市两会期间，时任北京市长王岐山讲的一个笑话，曾一度广为流传——说的是南斯拉夫的奶牛养得好，中国人就经常去学习参观，当地的官员讲“连我们的奶牛都认识中国人了”。

    一个笑话经过传播，或许不无夸张演绎的成分，但其所影射的中国官员出国考察之多之滥，却让我们笑不起来。据国家预防腐败局2010年4月通报，2009年全国党政干部因公出国（境）团组数、人次数和经费数，与前3年平均数相比分别下降了49％、45．5％和37．6％，节约经费16．31亿元。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公款出国（境）旅游案件165件，涉案人数634人，其中187人受到党纪政纪处理，追缴涉案金额988万元。

    公款旅游之风屡禁难止的背后，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实逻辑。“考察”“学习”“培训”“研讨”……这些看上去冠冕堂皇的公务活动，都可以被用作公款旅游的“马甲”。在庞大的官员出游需求下，一些旅行社甚至还量身订制，流水作业，比如伪造邀请函、会议通知等进行出国（境）旅游；为了报账方便，做两份行程单，一份完全按照公务形式走，内容无外乎各种学习、交流和参观，但实际却按另外一份“旅游”行程单走，内容自然是游山玩水了。

    当“考察”“学习”等，异化为带有福利、奖励、休假性质的游山玩水，就成了一个单位、部门或小团体内利益均沾型腐败。“公家的便宜，不占白不占”的心理下，纳税人的钱，就不可避免地沦为权力者分肥的唐僧肉。而其“挤出效应”不容小觑，在公共资金的盘子里，官员群体花得多了，民生支出、公共服务投入自然就少了。显然，对于公款旅游者，不应止步于退赔款项了之，而应该在党纪政纪处分之外，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因为，我国刑法对贪污罪的界定，非常明确：“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

    遏制公款旅游，如果说“勿伸手，伸手必被抓”的法律惩处是最后一道防线，事前严格审批、引入公众监督机制则可收防患于未然之效。因为，只要管住公共资金的钱袋子，公款旅游自然成了无源之水。令人信心倍增的是，此次《条例》中，明确提出“加强因公临时出国经费预算总额控制，严格执行经费先行审核制度”。

    而公众的监督，则是遏制公款旅游不可或缺的外部环境。且不说，现实中不少官员公款旅游的个案的发现和查处，大多缘起于公众的监督；一些地区的经验表明，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告别暗箱操作，是防范公权力沦为个人或小团体牟取私利的不二法门。因此，除了涉及国家机密不公开外，凡因公出国活动，均应通过媒体公开其必要性、目的、时间、地点、费用、人数等详细信息，以供公众监督。

    一旦从制度上构筑起森严壁垒，面对诸如公款旅游之类滥用公帑的行为，官员自然都会退避三舍，异口同声地说：“不要害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