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约资源是基本国策。节约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不论是对居民、企业抑或是政府，都是有百益而无一害的事儿。于居民、企业而言，它可以节省生活、生产成本，增益效率与品质；于政府而言，节约资源，不仅能获得较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更能树立良好的公共形象，赢得民众好感。

    如果说，在付费机制下，民间的资源节约，多是私域之事，更多地靠自觉来维系，那么，党政机关如何使用资源，就不是简单的个体意识那么简单：在社会契约逻辑下，党政机关服务于公共利益，资源节约，相应就应该由契约编织的制度来约束。

    具体来说就是，一者，党政机关购置办公用品的经费主要来源于财政，财政取之于税收又用之于民生，改善民生，党政机关就必须压缩办公用度，厉行节约；二者，政府购置的办公用品，是全民所有的资产，而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充其量只是为纳税人提供服务的雇员，本就没有资格浪费国有资产。

    从社会效益角度来说，所谓上行下效，党政机关是社会风气的桥头堡，若能节约利用资源，便会起到对民间节约资源的带头作用，引领全民节约风尚。从这个意义上说，若党政机关能够一以贯之地节约资源，应当是一件民众乐见的事儿。

    而 《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的出台，无疑就是对“一以贯之”节约资源的刚性保障：将节约资源、反对浪费上升到党内立法的层次，相较于一般的党纪政纪，效力层级更高，责任更细分，罚则更明确，自然也更有威慑力；更重要的是，作为对党中央反四风、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有力接续，我们也看到了国家从严治党理政的决心，值得期待。

    应当看到，既然是出重典以治乱，就说明，一些党政机关的资源浪费已相当不乐观。以办公用品为例，在采购环节上，违背采购规则，“只买贵的，不买对的”，已成公共机构采购潜规则，电脑动辄上万，纸张往往精美，却未免华而不实，实用价值并不大；在使用方面，印制文件只用单面，办公电话公私通用，抬高成本、造成浪费不说，更构成了违纪行为。

    资源浪费的背后是财政浪费。财政支出结构上，民生支出与政府支出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政府支出多了，民生支出自然就少了。我国每年财政收入以数十万亿计，但在教育、医疗、就业、住房等刚性民生支出上还很不足，窘境之下，财政支出就更应该偏向民生。正如李克强总理指出的，“民生支出是刚性，不能减，只能增，那就需要削减政府的开支。”节约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无疑是削减政府开支的重要手段之一。

    《条例》中关于“资源节约”的论述，不论是目标责任制，还是节能产品的应用，最终其实都指谓着民生取向；虽然只有短短四条、四百余字，却也能面面俱到，颇具针对性。总结起来，主要内容其实就是两个方面，一是对技术产品的充分利用，通过购置节能产品实现节能目标。譬如《条例》第四十三条规定，“重点推广应用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积极使用节水型器具”。二是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利用率，达到1+1>2的效果。《条例》第四十四条规定，“优化办公家具，办公设备的配置和使用，通过调剂方式盘活存量资产，节约购置资金”。还有第四十五条对党政机关信息系统建设的统筹规划，也属于资源优化配置的范畴。

    可以说，《条例》对办公资源从采购、管理到使用等环节，已经做好了足够致密的制度设计，若能顺利实行，势必效果斐然。制度设计有了，眼下最主要的就是如何落地的问题。积弊之下，若想单纯靠宣传教育将节约理念内化于公务人员心中，未免显得不现实。而严格监督与问责机制，或是资源节约的有效保障。也正基于此，《条例》从监督检查的主体、职责、内容、方法、程序等方面，确立了一条严格的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保障链，防止具体操作过程中的跑冒滴漏。从一点一滴做起，“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法律善意必能照进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