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派头成为一种外在符号时，内在的为官理念一定产生了变异

    上周，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手机腾讯网，对12万名网友进行的一项在线调查显示，96.1%的受访者直言身边官员的“派头”足，仅3.0%的受访者感觉身边官员“没什么派头”。（4月15日《中国青年报》）

    在官场，就应该有个官样。这种理想的官样，至少应该是权威、勤勉、谦卑的结合。权威是官员主导身份的体现，他们未必高高在上、高人一等，但应该高瞻远瞩、指导方向；勤勉是官员克己奉公的表现，他们未必不懂生活、不会享受，但应该公私分明、乐于奉献；谦卑是官员服务公众的姿态，他们未必出身底层、尝遍酸甜，但应该贴近民生、保持敬畏。

    正因如此，官员根本不应该有特权思想，不应该想着如何特殊化，不应该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表现出特有的官员“派头”。这是常识，也是基本的为官之道。但遗憾的是，调查数据和生活经验告诉我们，一些官员其实非常热衷于摆出官员派头。

    这个所谓的派头，当然会因人而异。但是，其基本的特征是特权思维和特权形象——因为内在的特权思维，在生活和工作中表现出了特权的形象。这种特权形象体现在生活和工作的方方面面，无论是日常的衣食住行，还是工作中的作风，抑或是与人相处时的姿态，生活与工作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无处不在。似乎，如果不能被一眼看出是为官者，就是失败。于是，派头成为了一种综合的“官感”——在一群人中，人们通常能够通过气场和派头，来判断哪些是官员，是怎样级别和职务的官员。

    当派头成为一种外在符号时，内在的为官理念一定产生了变异。这种变异包括两个层面的文化原因。一是，官本位文化的延续。为官自然有为官的文化，为官的自我认知。但是，一旦这种文化上升到本位，就容易偏离轨道，产生异化。官本位文化就是如此。

    原本官员也需要尊重，也需要自我认同，但一旦这种认同成为至高的目标，并要求所有人都必须尊重，甚至是服从时，官本位文化就让官员以及权力成为一个判断事物的最终出发点。结果，官员想以官样突出自身的分量；下属想以谄媚表现出对官员的尊重，唯上唯权成为了价值判断中的中心。官员的派头自然而然地生长，并成为官员的标签，社会认知的编码。

    二是，耻感文化的消失。能量越大者责任越大，而自省意识和对形象的珍惜也会越强、越重。这种自我的反省和反思，可以理解成爱好脸面，也可以理解成一种内在耻感文化。

    其实，就算是爱好脸面也是一件好事，它至少意味着一个人在做事时依然有所顾忌，有所节制，不会作出为人所指责的出格事情来。所以，有时一些人有派头也不是坏事，当派头成为他们身份和标签时，会反过来制约他们，让他们时刻警惕自己的行为和做派，有没有损及自己的身份和地位。

    这种内在的羞耻意识会让派头成为一种正面的东西。但令人失望的是，一些热衷于派头的官员，通常又没有这种内在的羞耻文化，他们不会真的在乎自己的形象，他们也不会真的坚持表里如一，他们热衷于派头，只是因为其是身份标签。

    当官本位文化逞强，而耻感文化又缺失时，面子就会成为一种空洞的没有牵制的派头。人们追求外在的标签，甚于内在的认同，追求外在的特权，甚于内在的价值。而当派头成为一个普遍现象时，又会反过来加剧官本位文化，让人无论是官员还是普通民众，都将其当成是一种理所应当的东西，同样也会助推耻感文化的消失，使人觉得无需敬畏更不必被道德、被舆论、被观念束缚手脚，进而成为肆意妄为的官场人。

    所以，在看到派头成为现象时，既要强调权力的制约、制衡，也要看到两种文化的迷失——官本位文化应该消除了，而耻感文化应该强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