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茂名官场比喻为一碗水，这碗水近两年一直是倾斜的；随着已退休的茂名市原政协主席冯立梅被立案调查，沉寂两年的“茂名官场腐败窝案”重启调查，茂名官场这碗水有望被重新端平。

　　昨天，多家报纸刊登报道，比较详细地描述了“茂名官场腐败窝案”案情以及到2012年为止的查处过程。报道说，多位知情人士介绍，茂名窝案案发前，买官卖官几成公开化，各种职级都有不同价码。通常情况下，仅仅一个科级职务，不花一二十万元是不可能的。一般情况下，每年春节和中秋节，下属都要向上级领导贡献红包。给科级领导的红包不会低于1万元，给处级干部的红包则大概是科级干部的10倍左右。茂名市委原书记罗荫国就是一个官帽大卖主。2009年起，原茂名常务副市长、两任市委书记、政法委书记在内的官员陆续落马，窝案共涉及广东省管干部24人、县处级干部218人，波及党政部门105个，市辖六个县（区）的主要领导全部涉案。但是，只有61人被立案查处，属省管干部19人、县处级以下干部42人，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20人。被“放过”的涉案官员达160余人；在被“放过”的5名省管干部中，就有茂名市原政协主席冯立梅。

　　同样涉案，有人被查处，有人被轻轻放过，或安全退休，或照常做官，理由是“维稳”，即维护行政系统的正常运行。这个理由足够充分吗？涉贪官员再多，总还有更多官员没有涉贪，为什么不能从中选拔顶替涉贪者？难道行政系统离开涉贪官员就不能正常运行？这样的查处，究竟是查处工作主导者的动机有问题，还是干部选拔机制有问题？从买官卖官盛行的现实来看，在茂名，正常的干部选拔机制基本上被潜规则所取代，已经不可能对涉贪造成行政故障作出正常有效的反应。

　　2011年3月19日，广东省纪委主持召开反腐动员大会，要求“有问题”的官员限期交代，据知情老干部说，当时还划定了一条线：50万元以下的不追究。“50万元”成了一条查处贪腐的准绳，这条准绳取代了法律准绳——法律的天平的倾斜，导致了茂名官场的倾斜。

　　报道说，近两年间，已经安全退休的冯立梅也听到风声，知道有人在举报他，但是冯立梅表现得很轻松，“让他去告，我已经搞定了”。冯立梅们的淡定和得意，激起了官场内外的怨气。这导致茂名诸多官员产生怨气。一位老干部说，“哪条党纪国法规定了行贿、受贿不被处理？”茂名官场的倾斜，是人心的倾斜。权力的公信力，是行政的合法性基础。茂名PX遭遇阻击，与茂名地方的公信力长期严重受损之间，是否有某种联系？

　　报道说，一些茂名系列腐败案件中受到处理的官员家属采取了实际举动，他们向广东省、中央反映这一情况。中央巡视组来到广东后，茂名政法系统一位被追究刑责的官员妻子给巡视组写了举报信。今年春节前，她接到茂名市信访办的相关回复。已经退休的冯立梅被重新调查，对一些同样已退休的涉贪官员将产生极大的震慑：只要涉贪，便没有“安全”可言。贪腐者若“安全”了，就没有守法者的安全，就没有社会的、政治的安全。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茂名官场窝案重启调查，是一次唤回法治精神的努力，是重塑执政公信力的努力；对遭受重创的民众信心来说，将是一次有效的救治。

　　贪腐者若“安全”了，就没有守法者的安全，就没有社会的、政治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