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读史，说是北宋权相蔡京任扬州知州时“用花十余万枝”“始作万花会”，极尽奢侈之能事，而衙役恶吏乘机敲诈搜刮，“民大病之”。后来苏轼到扬州任知州，“问民疾苦，以此为首，遂罢之”“人皆鼓舞欣悦”。苏轼本是爱花的雅士，但他既为了官，即不再以私趣废公事，为顺民心而罢恶政——虽然当时蔡京已经几进几出朝堂，“上升势头”十分明显，苏轼完全可以“新官不理旧账”，以免得罪前任，但他没有这样做。苏轼认为当官有“三乐”：“凶岁检灾，自请行放数得实，一乐也；听讼为人得真情，二乐也；公家有粟可赈饥民，三乐也。”

　　稍早于苏轼的另一位大政治家王安石也是一个极富担当精神的人。王安石变法始终是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皇帝摇摆不定，大贵族大地主坚决反对，甚至有一些不明真相的老百姓也不理解，称他为“拗相公”，但他始终没有放弃。他写过一首《同昌叔赋雁奴》的诗明志，说的是雁群迁徙栖息时有雁奴（警觉的雁，专司放哨）放哨，猎人捉不到雁，就狡猾地采用袭扰而不下手的战术，当雁群连续几次收到雁奴的警报信号却没有看到猎人时，就不再相信雁奴了，结果“相随入矰缴”。诗中写道，“嗷嗷身百忧，泯泯众一息”，正是王安石忧国忧民、忍辱负重的生动写照。

　　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历来推崇为天下担当，为国家担当，为民众担当，推崇“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进入20世纪，自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每当中国命运进入紧要关头，每当中国人民急切呼唤的关键时刻，我们党总是勇敢担当，肩负起民族的重任，给人民以勇气和希望。最近一段时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强调共产党人要具有“担当精神”。人们相信，在通往“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上，必将继续上演中国共产党的担当史诗。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这些年来，受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利己主义等错误思想的侵蚀，有些所谓的“为官之道”“官场潜规则”在社会上流传，成为导致“四风”的重要根源之一。受此影响，一些党员干部渐渐失去了担当精神，忘记了自己入党为什么、当干部应该做什么。此风必须早止，担当精神必须大兴。

　　党员干部培育担当精神，首先要把握一个“公”字，无私者无畏，为公者恒强，心底无私天地宽，天辽地阔好担当。其次要把握一个“责”字，“在其位，谋其政”。还有就是要把握一个“敢”字，“为官避事平生耻”，遇到难题和矛盾敢于挺直身板、瞪起眼睛、迎难而上，不仅要敢啃“硬骨头”，还要不怕得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