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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一些地方财政资金紧张不同,深圳财政资金十分充裕。但有钱的深圳也有烦恼,居然是花钱压力大,花钱比较慢。上半年深圳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整体偏慢,支出实现934亿余元,仅完成全年预算的26.9%。经过测算,也就是全年预算支出约为3472亿余元,还有2538亿余元的预算支出需要在下半年完成,而现在已是9月,也仅剩4个月时间,也就是每个月要花掉634亿余元才行。(9月1日《南方都市报》)
钱多催人忧,而与个人财富投资无门、保值无望不同,深圳市所面临的烦恼,则是在预算法约束下的公共治理困境。当然,依然要从诸多层面审视这种局面产生的复杂性,比如说预算资源配置的季节性差异,比如大环境下的客观影响,不过,尤其不能忽视的,自然是财政预算中存在的决策过程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分离、预算编制精细化不足等问题。
仍然有必要对财政预算来一番常识的追溯——财政为庶政之母,预算乃邦国之基。从财政预算的本质来看,是公权力对国家财富资源的组织和分配,而从公权力的属性来看,可将财政预算理解为“以众人之财,办众人之事”。因于此,政府财政预算不仅关乎政府收支行为的规范、还直接关切着国民福利的实现。
从政府预算的演变路径来看,其早期的功能设计在于“控制”,无论是采取单式预算还是复式预算的编制形式,都意图通过实现收支平衡的控制,以实现所谓的“约束”与“明确”原则。从总量均衡与权力约束的维度考量,这种追求均衡的预算控制,当然是无可厚非的。
但是,这种追求收支平衡的预算控制,往往会因为忽视预算的本质功能,造成严重的负面效果,比如为了突击花钱,而罔顾项目的科学性、助长短期行为的倾向,事实上,正如有学者所观察到的,长期以来,对政府预算管制太松,来自立法监督机构的外部约束弱化,已经造成了一定的资金浪费和低效率支出。
回到深圳的“花钱”压力来说,无论是从现代政府预算的本质功能出发,还是从财政预算对公民赋权的治理工具回归来说,与收支平衡的潜在压力相比,确立“绩效导向”预算目标,或是更值得重视的治理压力。
对于已支出实现的934亿,并不能因为看上去的“谨慎”而表以乐观,依然需要从支出效能上进行审视,而按照此前年度财政预算的2578亿剩余,到底应该如何花,它所着眼的不是数据上的合拢,而是从绩效上下功夫,既要体现出分配的效率,也要彰显出对持续性的考量,既要体现出对重大项目的投入,也要考量民生福利的均衡。
据悉,面对日渐庞大的财政资金体量,深圳正在推进的第五轮市区财政体制改革中,正在努力探索建立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财政体制,包括如何强化责任、细化目标,及事后问责等。从这些体制细节来说,无一不体现出对绩效导向的遵从,这应该是值得赞赏的公共财政走向。(高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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