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之声《央广新闻》报道，承德、沧州、临沂等城市都因为环保工作不力，这些城市的主要负责人都曾被环境保护部约谈。在媒体的聚焦下，市长们表达歉意、做出承诺，引发社会高度关注。（9月13日中国广播网）

　　保护好一方山水，造福百姓，遗泽子孙，乃是地方政府义不容辞，责无旁贷责任。然近年来，环境问题不时引发公众焦虑，当环保局长屡屡成为质疑焦点，“邀请环保局长下河游泳”“请环保局长喝黑水”成为热点新闻时，环保局长“匿名举报”的尴尬，环保部门“看得见管不到”的无奈，再次折射出，环保问题光靠环保部门的确独木难支。与此同时衍生的检验湖泊水质的标准，是看市长敢不敢跳下去游泳。真可谓是一语道破环保问题的“天机”。笔者以为，在媒体的聚焦下，因为环保工作不力受到约谈，市长们表达歉意、做出承诺，不能玩的只是“心跳”。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毋庸讳言，环保约谈作为近年来我国环保执法的新手段，当有了国家部委的强力介入，被约谈的政府负责人便常常“痛下决心”表明态度，让约谈看上去真的很美。就如环保部、河北省政府曾联合约谈保定市人民政府，要求对方在今年6月30日前对白洋淀环境整改到位一样。约谈会上，环保部相关负责人未留情面地指出问题，保定市政府也拍了胸脯保证完成整治任务，结果是7月白洋淀水质为Ⅴ类，中度污染。约谈，真的有奇效吗？答案应该是“不尽然”。如果约谈只是重重拿起、轻轻放下，没有撕破面子，今后再有问题继续接受约谈，恐怕这一番约谈，依然会“涛声依旧”。

　　其实，早在2006年，我国就公布了《环境保护违法违纪行为处分暂行规定》。规定指出，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企业中由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人员等，如果有充当违法排污企业“保护伞”等环保违法违纪行为，将受到严格的责任追究和处分。而现实中，“环保问责”与地方发展的实际利益很难剥离开来。一是地方官员不够重视，环保问题和GDP相比，进入不了工作的“重心”；二是环保部门与当地沟通，往往遇到打太极的局面，把“大问题”说成“小问题”；三是环保部门虽有监督，但总是公文来、公文去，显示不出紧迫度和力度；四是诫勉性约谈和预警性约谈更是显得不痛不痒。为此没有强有力的责任追究，没有环保执法的威慑力与执行力，环保约谈只能算得上“伤面子”的一种惩罚。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环保约谈重要的的是约谈之后的工作“含金量”。不能把“约谈”与“惩罚”之间划上等号。不能满足于地方政府主动报送的纸面文章，对整改是否真的见到了实效，要沉下去、真检查。对逾期未能整改到位的，要有后续惩治和问责手段。对不达标就要限制项目的审批；对造成严重后果的要定好性，把环保考核结果与升迁挂钩。确定好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究竟该承担多大责任？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在被约谈后，在怎样的情形下应当引咎辞职？或许多管齐下，约谈才不会成为空谈，促使督政才能起到真效果。

　　“约”总比“不约”强。环保约谈，敢约、敢谈、敢红脸，与过去相比是巨大的进步。尤其是空气、江河、草原、山峦等污染严重的当下，一批不良企业的排气、放毒、泄污有着不可推卸的“罪责”，自当追究和严惩，甚至关闭。但是，问题的症结更多还在一些地方政府。笔者以为，既然环保约谈已经玩到了“心跳”，何不再进一步，敢于“翻脸”，撕破面子，对环保工作没有改观者予以严惩，让环保约谈和惩戒的效果得以彰显。

　　文/鱼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