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些媒体热炒80后年轻官员腐败多发的现象，标题赫然是《80后官员更易受金钱万能观念腐蚀，腐败行为大胆手段智能》，颇有点耸人听闻。然而，仔细研读之后发现，这种做法确实有“标题党”之嫌；一些媒体对于原文的摘录式转载，也有断章取义之嫌。在这种情况下，给80后官员贴上“金钱万能易腐败”的标签，实属误导读者、混淆视听。

　　寻根溯源，这篇文章来源于《检察风云》2015年第6期封面报道“贪腐35现象”系列文章中的一篇，署名肖汉宇的《如何防治“腐败年轻化”》。文章援引了一段学者的观点：“如有学者指出，‘80后’官员更容易受到‘金钱万能’观念的腐蚀，更有能力发现制度的漏洞，在腐败行为过程中更加大胆、手段更加智能化。”并随之对这种观点展开商榷，更加侧重从政治生态、制度环境的角度来理解腐败年轻化，探讨诱发腐败的更深层次根源。并再次援引国家行政学院竹立家教授的观点指出，“如果政治生态和政治环境不改变，哪一代人掌权都会腐败。腐败并非是年轻公务员的‘专利’。”可见，作者的观点与前一种引述的观点大相径庭。将一篇文章中作为商榷对象援引的观点，当作结论来摘录转载，甚至做成标题来吸引眼球，这种做法有违新闻伦理和职业道德。

　　年轻干部是否属于腐败高发、多发的特殊人群？目前并没有明确、严谨的统计数据可供下结论。近年来查处的贪腐官员有些很年轻，这倒是事实。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按照“干部队伍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政策原则，现在的年轻干部成长很快。35岁左右的年轻干部，很多已被提拔到单位中层领导干部的岗位。众所周知，中层干部虽然不是单位的大领导，但却是具体办事、掌握实权的角色，在工作中实际掌握着各种资源，跟各种各样现实利益打交道。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滋生腐败，如果这些年轻干部手中的权力不受制约，年轻官员腐败就会成为大概率事件。

　　未来一二十年，80后将成为公权力的主体，成为领导干部序列的中坚力量。研究这个年龄段官员在腐败方面呈现出来的犯罪路径和行为特征，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如果将80后官员腐败主要归因于年轻，然后从他们的年龄段入手去查找问题、探讨对策，就可能使焦点走偏，蒙蔽了腐败问题的真正根源。如一些媒体分析道：“从已查处的年轻干部贪腐案看，他们多为高学历、高智商人群，普遍思维活跃、敢想敢干，是机关企事业单位的业务骨干，但他们作案更贪婪、更大胆，贪污、挪用公款动辄上百万元，受贿中主动索贿的也不鲜见。”这种分析的逻辑恐怕就很难站得住脚。“高学历、高智商，思维活跃、敢想敢干”跟“作案更贪婪、更大胆”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与一些前辈贪官天文数字般的涉案金额相比，“贪污、挪用公款动辄上百万元”也不足以说明80后贪官“作案更贪婪、更大胆”。“主动索贿”更不是80后贪官的首创。

　　跟“80后官员金钱万能易腐败”的标签类似，早段时间舆论也大张旗鼓讨论过“贫穷出身的官员更易腐败”。这种归纳法事实上是典型的以偏概全，用个别案例来“提炼”某个群体的整体特征，其结果就有可能误导公众、混淆视听。腐败最根本的根源，还是因为权力缺乏有效制约。最容易腐败的，既不是80后官员，也不是穷人出身的官员，而是权力不受制约、不受监督的官员。因为不管官员的年龄多少、所处时代如何，失去制约的权力都容易滋生腐败。如果权力受到严密的制约和监督，每个环节的运行都置于阳光透明的环境中，一旦踩踏红线就必然受到惩处，那么不管官员是60后还是80后，是贫穷家庭出身还是富裕家庭出身，恐怕都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日前，重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正式发布，重修后的党纪“更严更精更细”，突出重点、针砭时弊，实现党规党纪和法律法规的有机衔接，凸显“党纪严于国法”的高标准。党内两大法规对党员干部一视同仁，分别确立应当遵循的道德“高线”和不能触碰的纪律“底线”，德法相依，相辅而行，体现了反腐败制度建设的正确方向。有了这些党纪国法编织而成的紧密篱笆，有了锁紧公权力的制度笼子，有了“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腐败行为就能够得到有效遏制，甚至逐步消除。那种“80后官员更腐败”，或者“贫穷出身的官员更腐败”的无谓争论，相信自然就会慢慢平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