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改革开放以来指导“三农”工作的第18份中央一号文件发布。文件指出，把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增进农民福祉作为农村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发展新理念破解“三农”新难题。

　　在城镇化的进程中，农民进入城镇就业、居住、生活，既是城镇化的本质要求，又是农民流动的理性选择，因为“城市能让人生活美好”，城市具有的良好公共设施、服务，如良好的教育、文化资源，使得人们接受良好的教育变得常态化；　便捷的公共交通，保障了人们的正常出行；良好医疗、社会保障等，方便民众的就医、养老，有利于增进民众的福利等；城市第二、第三次产业的集聚，方便了人们就业，有利于增加劳动者的收入等。如何让农民能够进得来、留得住是城镇化的基本目的，进城务工者市民化的关键是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就业问题、使其有稳定的收入来源，二是医疗、教育、社保问题，使其生活保障有预期，三是居住问题，使其能够安居乐业，这是对城镇化深层次的挑战与考验。

　　实施供给侧改革、加快进城务工者市民化。其最重要的环节是城市能够提供较为充分的就业岗位。长期以来，妨碍进城务工者摆脱候鸟状态的关键是就业地与居住地相距遥远，以及就业前景的长期稳定预期不高。其入城流动是跟着产业走，跟着公共福利走，因此，目前一个重要着力点，是努力实现就业地和居住地的相对匹配，需要在制度安排上做好铺垫，要改变一些资源要素、一些产业布局按照行政级别、城市大小进行配置的状况。国家要综合运用产业、财政、货币政策、促进东中西部城市之间的协调发展，促进产业及产业链的合理布局，进而引导有序流动；同时，在城市群内部的大中小城市之间，要更多打破行政藩篱，实现土地用地指标、税收和基础设施资源等在内的利益协调和共享机制，促进区域内生产要素的更合理流动和产业及产业链的有效布局，实现区域产业链之间的收益分享，从而为企业向三、四线城市和小城镇创造更有利的空间，农民市民化的流动要与城镇化发展以及产业发展相匹配，要尊重城市化进程中人口流动的规律性，尊重城市发展规律，增强城市宜居性，促进农民市民化的合理流动。

　　实施供给侧结构改革，加大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实现城市之间公共产品的均等化。劳动力持续从农村向城市迁移，为中国经济30多年的高速增长提供了动力。如何向他们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已经成为政府无法回避的问题，因此，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加快进城务工者市民化也就必须要解决的。在大城市重点是围绕非户籍的常住就业人口，如何做好保障性住房供给及相关配套的科教文卫资源，在三、四线城市及城镇，如何加大教育、医疗等相关养老配套资源的投入，与此同时，建立大、中、小城市之间经济资源的流动、协调和共享机制，尽快打破行政藩篱，做好医保、社保、养老等公共福利资源的可流转工作，从而便利人们的择居，并在此基础上稳妥有力地推进大、中、小城市间公共福利资源的均等化。

　　实施供给侧改革、消化楼市高库存，解决房地产的结构性供需错位。据调查2014年1.7亿外出进城务工者中，从家庭迁徙看，举家外出的占20%，一人外出的占80%；从就业城镇看，30.5%在直辖市或省会，在地级市的占34.2%，在小城镇的占34.9%；　从收入及增长看，平均收入为2864元，增长率为9.8%，建筑业最高，为3292元，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最低，为2532元。基于以上数据与《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及各地住房价格数据，可以对其购房可支付能力进行粗略的估算。进城务工者自住购房的比例还是比较少。主要原因：一是收入低，除劳动收入外，很少有财产性收入，整体收入尚未达到购置城市房产的水平；二是就业地与流出地不匹配，没有购房的意愿；三是就业所在地的各种限制。目前房地产“去库存”的核心不是让进城务工者买房，而是通过措施，把就业、医疗、社保等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固定下来。这样做一方面供给侧改革将取得重大成果，房地产去库存可期，房产泡沫得以消化，巨大存量资金得以盘活，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将获得新动力；　另一方面进城务工者群体能够享有各种形式的城市化红利，除了有利于提高福祉和素质外，还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其消费能力的提升还将为经济发展提供进一步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