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1月，党员杨洵因与重庆党、团创始人童庸生存在工作认识分歧，向远在上海的党中央写信，反映重庆党、团存在团体个人化、革命学潮化问题。中央对此高度重视，一方面安排重庆负责人杨闇公、童庸生召开批评会，团结同志向前进；另一方面也批评杨洵“不工作，在团体外说话”。经过一番不偏不倚、公正严谨的剖析讨论，童、杨二人由此化解了矛盾，党组织重新团结起来。

　　党组织内有问题有分歧不可怕，但应把问题和分歧摆在桌面上，发扬民主，认真讨论，辨别是非，坦诚相见。这是解决问题、正确决策、维护领导班子团结、提高领导班子凝聚力和战斗力的有效方法，也是同志之间统一思想认识、消除误会、化解矛盾的最好途径。毛泽东同志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中列举了十二条工作方法，“要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就是重要一条。

　　马克思主义认为，矛盾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动力。有问题和分歧很正常，问题和分歧正是改变和突破的契机，关键是如何解决问题、消弭分歧。如果藏着掖着，不能开诚布公地去讨论研究，而是在背后嘀嘀咕咕，“当面不说、背后乱说”“会上不说、会后乱说”“台上不说、台下乱说”。这样的做法，容易让问题和分歧发酵，使小问题、小分歧变成大问题、大分歧，最终让党组织和领导班子陷于一盘散沙，失去战斗力，失去在群众中的威信。严重的话，甚至会破坏党的团结统一，妨碍重大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

　　为什么有人不愿把问题摆在桌面上？生活里的许多思维定势、庸俗观念很多时候形成了掣肘。“有话不说全，说话不全真”被很多人奉作为人处世的圭臬，“谁人背后不说人，谁人背后不被说”被视作稀松平常的事情。在这样观念的引导下，就有了投石问路、老谋深算的利益算计，有了尔虞我诈、口蜜腹剑的厚黑之道，开诚布公、推心置腹反成了缺心眼、死脑筋的代名词。抱着这样的思维观念去处理同志之间的关系，必然导致党内生活庸俗化。

　　“技术可以救人命，沟通可以救人心。”作为共产党人，有话就要放到桌面上来讲，绝不能搞阴谋诡计、勾心斗角那一套。破解当面不敢讲、私下乱讲话的困局，关键是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出以公心、努力交心。出于对同志、对组织的真正爱护，以公心公道的尺子待人待事，批评才不会失焦，氛围才不会极化。当然，批评也要讲究方法，既要当面锣亮丑、对面鼓揭短，开门见山、直奔主题、一针见血，也要防止主观臆断、主观主义，不能没有根据地“瞎批评”“乱开炮”。

　　党内生活是个大熔炉，在这个大熔炉中生铁能变成好钢。既如此，就要众人拾柴，把炉内的火烧得旺旺的。把问题摆到桌面上，讲的人坦诚直言、言无不尽，听的人真诚面对、虚心相助，我们才能以严实的党内生活，推动党和人民各项事业不断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