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调是发展的基本理念

　　不平衡性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最简单的如人走路，总是两条腿一前一后。若想两只脚始终平行，那就寸步难行了。经济社会发展也总是条件较好的地区和领域抓住机遇率先发展，带动其他领域和地区，从而实现共同发展。但是，市场经济会产生“马太效应”，放任自流会导致两极分化，不符合社会主义所要求的共享发展成果、最终实现每个社会成员都能自由全面发展的目标。而且“木桶效应”必然拉低整体效益，严重失衡还会激化社会矛盾。因此，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增强，党中央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提出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要求，进入新世纪后又把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作为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把统筹兼顾作为根本方法。

　　新世纪的头20年，是我国从总体实现小康走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所谓“全面”，就是各个领域、各个地区、各个人群都能跨过小康社会的门槛，“一个也不能少”，特别是要完全解决群体性的贫困问题。实现小康要靠发展，全面小康就要靠协调发展，补齐短板。因此，《建议》把“协调”作为指导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进一步走向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五大发展理念之一，要求“坚持协调发展，着力形成平衡发展结构”，“重点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在增强国家硬实力的同时注重提升国家软实力，不断增强发展整体性。”

　　当前，我国的发展不平衡、不协调问题，突出表现为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收入差距较大，消除贫困任务艰巨，人们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有待提高等方面。因此，“增强发展协调性，必须坚持区域协同、城乡一体、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并重、经济建设国防建设融合，在协调发展中拓宽发展空间，在加强薄弱领域中增强发展后劲。”

　　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我国实现小康程度的差距，最主要的是区域之间的差距。这些差距是由历史、自然、区位、交通等条件的差异长期造成的。这些年来，随着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战略的深入实施，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的改善，资源价格的市场化改革，结对帮扶的持续进行，区域差距有所缩小，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城乡居民收入增速已超过东部。但在经济质量、公共服务和社会资本等方面，中西部与东部的差距还是巨大的，中西部不少地区还承担着更大的生态保护责任。如果我们不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进一步缩小区域发展的差距，不仅会导致我国人口布局与其他资源布局的严重失衡，还会影响民族的团结、边防的巩固、国家的统一、生态的保护。

　　随着“一带一路”和建设长江经济带等重大战略的实施和基础设施的进一步改善，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将得益于进一步扩大开放带来的巨大发展机遇，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优势产业，生态环境保护的重点地区也将得到更多的补偿。而东部地区也需要更多地依靠创新驱动、优化空间布局和产业结构，提高分工协作水平，形成若干个区域协同发展的增长极，才能更好辐射带动其他地区，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先发地区对相对落后地区的支持，不仅要从给钱给物简单“输血”的“1．0版”提升到帮助受援方增强“造血功能”的“2．0版”，而且要进一步打造“3．0版”，更好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破除限制要素区际自由流动的各种体制机制障碍，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形成更加紧密、有机融合的长期合作关系，使合作的动力更强更持久，效果更好更实惠。

　　区域协调发展和城乡协调发展都面临着剩余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艰巨任务。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托底工程和攻坚工程。对此，党中央作了周密部署，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通过产业扶持、转移就业、异地脱贫和社保政策兜底脱贫，确保最困难的家庭都能告别贫困。

　　推动城乡协调发展

　　城乡协调发展的关键，是在各种要素向城市集聚的历史大趋势下，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合理配置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协调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使人们能够自由选择在城镇或农村生活，共建共享美好生活，各得其所。

　　过去在资源匮乏、生产力遭到体制束缚的条件下，为了加快实现工业化，我国用户籍制度保障了优质资源向工业所依托的城镇集聚。市场经济大大加快了城镇化的进程，但社会发展和户籍制度改革的相对滞后，导致了人口的城镇化滞后于土地的城镇化，造成了中国特有的“农民工”现象，形成了城镇的“二元结构”，使大批城镇建设者难以定居城镇，不能平等地享受公共服务。它虽然保障了二三产业低成本高速增长，但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阻碍了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内需的增长，也削弱了城镇发展的动力，成为实现全面小康的一大障碍。

　　为了突破这一发展瓶颈，《建议》一方面要求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举家进城落户，并与城镇居民有同等权利和义务。同时通过实施居住证制度，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为了增强这两项改革的动力，解决人口城镇化的资金难题，《建议》提出健全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建立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同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机制。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护进城落户农民的利益，《建议》一方面强调要维护他们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防止对进城落户农民的剥夺，同时要求支持引导其依法自愿有偿转让上述权益，使这些权益能够转变为农民进城落户的财力支撑。

　　同时，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又受到城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公共产品供给能力的限制，必须区别对待，逐步推进，有序实现。户口登记制度作为社会管理的手段应该城乡统一，以合法稳定住所和合法稳定就业为基本条件，以经常居住地登记为基本形式。进城落户的条件则还要有所区别，建制镇和小城市全面放开，中等城市陆续放开，大城市还要有一定的门槛，特大城市仍然需要严格控制。在落户条件还有所限制的城市，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和落户定居的实际能力，优先满足进城时间长、就业能力强、适应城镇产业需求和市场竞争环境的农业转移人口，并运用积分制等办法尽可能做到公平公正。对暂时还无法落户的城镇常住人口，政府也要通过居住证制度提供力所能及的基本公共服务。

　　城镇化绝不意味着片面发展城镇。现代化建设要求合理区分城乡功能，实现优势互补，协调发展。这就要促进城乡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建立健全农村基础设施投入长效机制，加大公共财政投入力度，鼓励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改变村庄建设主要靠农民集资的格局，把社会事业发展重点放到农村和接纳农业转移人口较多的城镇，推动城镇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覆盖，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建设美丽宜居乡村，同时推动城乡产业链的双向延伸对接，促进农产品精深加工和农村服务业发展，拓展农民增收渠道，完善农民收入增长支持政策体系，增强农村发展内生动力，政府与市场双管齐下，使农村居民也能同样享受现代文明生活，并吸引部分城市居民移居农村。

　　城镇化也绝不意味着片面发展大城市。大城市尽管有集聚高端资源的优势，带来更多的发展机会，但如果超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也会引发种种“大城市病”。因此，必须实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统筹协调发展，重点发展城市群和卫星城镇，加快培育中小城市和特色小城镇，建设网络化大都市，构建快捷流畅、无缝连接的城际全要素一体化流通网络，引导资源在不同能级、功能的城镇之间便捷流动，合理配置。

　　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仅要做到物质上共同富裕，而且要实现精神上共同富有。这不仅是因为随着物质产品的日益丰富和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闲暇时间增加，精神生活、自我发展和民主参与的需求必将出现井喷式的增长，供需矛盾开始凸显，而且是因为只有培育更高层次的追求，才能引导人们富而思进，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只有正确对待不断增长的物质财富，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才能避免各种本已成为历史的恶俗陋习沉渣泛起，污染环境，浪费资源，腐蚀人际关系，加剧社会矛盾。

　　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极大的增强了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力量，同时也更加需要正义和理性的精神力量来驾驭被开发和释放的物质力量，防止它被用来危害人类。信息技术一日千里的发展创造了“人人都有麦克风”“一点屏幕传遍全球”的传播环境，使几亿网民迅速获得了表达和参与的机会，但也出现了谣言满天飞，偏颇极端情绪发酵蔓延，撕裂社会共识，对社会心态产生负面影响，甚至干扰决策阻碍改革，损害国家形象等问题，使提高全民的思想文化素质成为艰巨而紧迫的任务。《建议》把“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高”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要求使“中国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加深入人心，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广泛弘扬，向上向善、诚信互助的社会风尚更加浓厚，人民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健康素质明显提高，全社会法治意识不断增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成，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中华文化影响持续扩大。”

　　而要达到这样的目标要求，不仅要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始终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全面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和文化建设，而且要努力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要适应全面小康必然带来的经济文化化和文化经济化的趋势，自觉使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内在有机融合，相得益彰。要高度重视物质文明建设活动和产品的价值导向和精神动力，高度重视丰富各类设施建设的文化内涵，提高物质产品、精神产品和各种服务的文化含量，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经济效益与文化效益相统一，警惕和防止产生文化负效益。要注重在日益丰富的文化产品、前景广阔的文化产业、蓬勃开展的文化活动中，特别是异军突起的城乡旅游业发展中，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融合发展，在生活方式的现代化变迁中，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特别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要更加注重用企业文化来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和创新力，注重公共设施建设和产品开发的伦理要求。要用中庸和合的中华传统文化来调适社会心态，化解社会矛盾，消除社会戾气，促进社会和谐。还要跟上科技革命的新趋势，及时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特别是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来增强先进文化、中华文化的传播力和渗透力。（作者为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