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届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设立“创新与可持续生产和消费课题组”,重点开展了两期绿色转型与可持续社会治理专题政策研究,关注“十四五”推动绿色消费和生活方式展开的内容。现将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梳理如下,以飨读者。
将绿色消费和生活方式问题放在更加突出的战略地位
综合考虑推进高质量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以及新冠疫情后绿色复苏的形势,建议将绿色消费和生活方式问题放在更加突出的战略地位,通过“十四五”规划全面推动相关实践。
我国已经进入消费全面升级转型的阶段,这也是培育绿色消费与生活方式的窗口机遇期。 研究评估发现,从2012年左右开始,我国消费领域资源环境绩效的下降情况部分抵消了生产领域资源环境绩效的改进,从而拖滞了整个经济绿色转型的速度。而且,随着消费规模的不断扩大,这种效应会更加明显。也就是说,消费领域对资源环境领域的压力持续快速增加,对这一现象需要高度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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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供给侧的生产领域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需求侧消费领域的转型升级。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分析表明,如果实施绿色消费,对经济增长和就业都有长期的正效应,特别是涉及衣食住行方面的绿色消费,会成为这些行业较快增长的新动能。其中,食品制造、电动汽车、批发零售绿色化,对相应行业的绿色发展带动效果最为显著。同时,绿色消费也能带来显著的环境效益。这一结论对新冠肺炎疫情后的绿色复苏有重要启示意义。
有关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理念和实际对绿色产品的消费情况显示,全面推动形成绿色消费方式具备了良好的社会基础。《中国公众绿色消费现状调查研究报告(2019版)》显示,绿色消费的概念在公众日常消费理念中越来越普及,83.34%的受访者表示支持绿色消费行为,其中46.75%的受访者表示“非常支持”。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公众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普遍和强烈,这会进一步提升绿色消费的意愿。
消费是每位公民和所有团体的共同行为,绿色消费是所有人践行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行动。推动形成绿色消费和生活方式,无疑是构建共建共治共享治理体系的有效举措。德国、瑞典等已经将可持续消费纳入到国家总体发展战略中,将其作为拉动经济增长和提升人民福祉的新引擎,产生了良好的实践效果。
将衣食住行用游作为我国“十四五”推动绿色消费的重点领域
目前,我国还没有建立专门、明确、系统的关于绿色消费的中长期目标及具体的监测衡量指标。参考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消费目标和德国、瑞典等国家做法,研究建议,政府应建立绿色消费指标体系,用以监测评估绿色消费状况,也可以根据这些指标来确定“十四五”的具体目标。
对此,专题研究提出了13项建议指标。其中,总体性指标可采用人均生活二氧化碳排放增长、人均日生活用水量、主要绿色产品产值、政府绿色采购比例等;领域指标可按衣、食、住、行、用、游等领域分别选择能够反映主要资源环境绩效状况的、可获取数据的指标。
在中国,衣、食、住、行(及通信)、用(生活用品及服务)占居民消费的76%。CGE模型分析表明,这一消费结构在未来15年内不会有明显变化,这5个领域也是居民消费中资源环境影响较大的领域。同时,在这些领域,一个单位的绿色产品消费对经济拉动和资源环境绩效改进作用明显。为此,借鉴相关国际经验,研究建议我国应将推动形成绿色饮食、绿色建筑、绿色出行、绿色家用、绿色穿衣、绿色旅游等作为“十四五”及未来一个时期推动绿色消费的重点领域。优先提高相关领域绿色产品和服务的有效供给,同时,做好减量、再利用和循环。
研究建议,按照供给侧与需求侧共同发力,激励约束并举,政府、企业、消费者共建共治共享的原则,构建绿色消费政策体系。在供给侧,政府通过制定法规标准,形成推动绿色消费的制度安排。比如,通过产业政策、财税政策、价格政策等,激励或调动消费者的绿色消费意愿和行为;通过制定并实施技术、产品、质量等标准体系,尤其是“领跑者”标准制度,引领产品和服务水平不断提高;通过检查、监督和管理,保证市场公开、公平和公正,规范市场运营。在需求端,通过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和公众行动,绿色消费政策体系要着眼于为社会提供高效、环保和低碳的绿色产品与服务消费,推动消费者践行绿色消费行为和培育绿色生活方式。
此外,应建立权责明确的绿色消费推进体制机制和技术支持机构,重视发挥女性、青年、社会组织在推动形成绿色生活方式中的特殊作用。根据德国、瑞典等国经验,除了用“十四五”规划统领相关任务外,有必要进一步制定配套的绿色消费专项国家行动计划,形成更全面、深入、系统地推动形成绿色消费和生活方式的中长期行动方案。
相关领域推进绿色消费的政策建议
统计显示,居住支出占我国居民消费的23.5%,建筑能耗约占社会总能耗的1/3。我国既有的近600亿平方米建筑,95%以上是高耗能建筑,单位建筑能耗比同等气候条件的发达国家高出2倍-3倍。因此,应建立完善绿色建筑标准,将节能环保要求纳入正在推进的老旧小区改造工作中,实施绿色化改造,并融入智慧城市、无废城市等创建活动。同时,建议新建建筑全面推行绿色建筑标准。
汽车产业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汽车使用带来的资源环境问题也越来越凸显。在现有一些有益做法的基础上,建议在汽车生产、购置、使用、回收等环节建立健全绿色消费与生产的支持政策体系。在税制改革方面,研究建议用5年左右的时间,逐步降低和取消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免税政策,之后建立统一的基于油耗的税收优惠政策。
在能源方面,2019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全部发电量的27.9%,预计到“十四五”末,这一比例将接近40%。因此,创建绿色电力消费市场,释放企业等用户对绿色电力的需求具有重要意义。但绿色电力消费市场在我国仍处在试验探索阶段,政府应从交易主体、交易规则、激励机制、信息平台等方面加大绿色电力消费市场改革力度。
截至2018年末,我国快递业务量达到507.1亿件,超过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和经济体的总和,由此引发的废弃物和其他环境污染问题凸显。数据显示,2018年快递物流业消耗了500亿张快递运单、245亿个塑料袋、57亿个封套、143亿个包装箱、53亿条编织袋和430亿米胶带,由此带来的废弃物填埋和焚烧成本近14亿元。同时,物流运输仍以传统燃油车为主,近2000万辆物流业车辆在消耗汽柴油的同时,也产生了大量污染物排放。近几年,我国出现了不少创建绿色物流的好做法,但仍缺乏系统的政策支持。研究建议,通过在国家层面制定专项行动计划,一揽子解决有关政策问题,全面推动物流行业的绿色发展。
近年来,蚂蚁森林、低碳军运等多个数字化平台在创新低碳生活引导工具和机制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基于这些经验,研究建议可以在政府支持下搭建具有全国影响力和统一适用标准的数字化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平台,支撑所有消费者个体和团体的绿色低碳行为。
绿色产品与服务是绿色消费的基础,加快环境标志、节能、节水、绿色建筑等绿色产品与服务的标准建设和加大相关认可认证力度是当务之急。绿色产品与服务的标准与认可认证一端连着消费者、一端连着生产者,可以同时撬动绿色消费和绿色生产,不断扩大绿色产品与服务供给。
此外,可通过修改《政府采购法》、建立大型活动碳中和制度等,让政府等公共机构和国有企业率先在绿色采购和碳中和等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当前,国内多地政府推出不同类型的消费券,青海省西宁市于今年6月率先发行绿色消费券。基于这些做法,有必要研究出台激励发行绿色消费券的政策措施,使其不仅是刺激新冠肺炎疫情下经济绿色复苏的临时举措,还应成为激励绿色消费的常态化做法。
(本文基于国合会绿色转型与可持续社会治理专题政策研究(2019-2020)报告总结提炼形成。主笔作者单位:任勇、陈刚,生态环境部环境发展中心;俞海,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张建宇,美国环保协会北京代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