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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同严重疫情的殊死较量中,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气概,铸就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对伟大抗疫精神进行了精辟概括和深入阐释。在全社会大力弘扬伟大抗疫精神,使之转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力量,必须深刻领会伟大抗疫精神的深邃意蕴,精准把握伟大抗疫精神的基因谱系,从而激扬起伟大抗疫精神的磅礴伟力。
深刻领会伟大抗疫精神的深邃意蕴
“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其内涵丰富、意蕴深邃。
“生命至上”是伟大抗疫精神的价值内核。世间最宝贵的是人的生命,生命属于每个人只有一次。在这场抗疫斗争中,从果断关闭离汉离鄂通道,到不惜按下经济社会发展“暂停键”;从增设定点救治医院,到火速开建火神山、雷神山医院、改建方舱医院;从出生30个小时的襁褓婴儿到耄耋之年老人,坚决“不遗漏一个感染者,不放弃每一位病患者”,做到“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始终以对人民负责、对生命负责的鲜明态度,全力保障人民生命权、健康权。“为了保护人民生命安全,我们什么都可以豁得出来!”在人民生命和经济发展之间果断抉择生命至上,宁可牺牲一段时间经济发展,也要坚守生命至上、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毅然决然选择尊重和呵护人的生命、人的价值、人的尊严,这是中国伟大抗疫精神的价值内核。
“举国同心”是伟大抗疫精神的坚强基石。在抗疫斗争中,14亿中国人民令行禁止、有序防疫、众志成城,“天使白”“橄榄绿”“守护蓝”“志愿红”迅速集结,一批批“最美逆行人”主动奔赴疫情防控第一线,“我是党员我先上”“疫情不退我不退”。正是在举国同心、团结协作的坚强基石上,在党中央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度下,紧紧依靠亿万人民群众的力量,广泛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释放出强大的领导能力、组织能力、动员能力、执行能力,转化为应对惊涛骇浪、抵御风险挑战时的治理效能,才有效地遏制疫情,直至取得抗疫斗争重大成果。
“舍生忘死”是伟大抗疫精神的关键支撑。伟大的斗争需要顽强的斗争意志,而顽强斗争意志正是靠舍生忘死、不怕牺牲的大无畏英雄气概支撑的。面对疫情,中国人民没有被吓倒,而是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壮举,书写下可歌可泣、荡气回肠的壮丽篇章。一封封饱含热忱的请战书,一个个冒着被感染风险与疫情赛跑的科研工作者,一批批从全国各地驰援湖北的志愿者,一群群主动请缨奔赴抗疫最前线的“白衣天使”,一排排满载防护物资直抵武汉的车队,一个个“最美逆行者”的背影,勾勒出中国人民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顽强意志。这种舍生忘死的坚强意志和牺牲精神,构筑起伟大抗疫精神的关键支撑。
“尊重科学”是伟大抗疫精神的动力之源。科学技术是人类战胜疫情的关键利器,也是人类祛除疾病的重要法宝。面对新型传染性疾病,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秉持科学精神、科学态度,把遵循科学规律贯穿到决策指挥、病患治疗、技术攻关、社会治理全方位全过程。无论是采取武汉封城和“四早”举措,还是在控制传染、疾病诊治、疫苗研发、科技攻关等方面;无论是多部门协同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信息技术开展流行病学和溯源调查、疫情监测、防控救治和资源调配等实践创新,还是分区分级差异化防控、有序推进复工复产,都是对科学精神的尊崇和弘扬,为战胜疫情提供了强大科技支撑。
“命运与共”是伟大抗疫精神的道义标杆。病毒没有国界,疫情不分种族。以命运与共、天下一家作为道义标杆的伟大抗疫精神,引导中国政府始终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秉持公开、透明和负责任的态度,向全球分享病毒全基因序列信息,与全球180个国家、10多个国家和地区组织分享疫情防控和诊疗方案,与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举行专家视频会议,向120个国家和多个国际组织提供口罩、防护服、核酸检测试剂、呼吸机等物资援助,向32国派遣34个医疗专家组。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守道义,中国用实际行动生动诠释了为世界谋大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道义和大国担当。
精准把握伟大抗疫精神的基因谱系
4月15日,广州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在广州医科大学举办广州市第78场疫情防控新闻采访活动,钟南山(右一)与在穗工作学习的外籍人士代表进行座谈交流。 新华社记者 李嘉乐 摄
伟大抗疫精神是支撑和激励中国人民英勇抗击疫情的强大精神动力,与中华民族精神薪火相传,与党的红色精神一脉相承,是新时代伟大民族精神的生动绽放。
伟大抗疫精神与中华民族精神薪火相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一定要在其薪火相传的民族精神中来进行基因测序。”中华民族精神是流淌在中华民族身体里、植根于国人内心之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回望中华五千多年浩瀚历史,正是在百折不挠的接续奋斗中,孕育了中华民族“天地之性人为贵”的厚生理念和尊重生命、敬畏生命、生命至上的价值追求,推崇“上下一心,三军同力”“兄弟同心,其利断金”“上下一体、举国同心”的团结精神,崇尚“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意志品格,倡导“考真求实”“革故鼎新”“实事求是”的务实精神,主张“天下一家、世界大同”“以和邦国”“以和为贵”的天下情怀等等。作为一种文化观念,一方面,民族精神具有相对稳定的特质禀赋和文化基因,可以通过代际传承,并且在传承中不断进化;另一方面,民族精神有隐性与显性两种存在形态,当社会处于正常状态时,民族精神潜藏于人们的内心深处;而当社会处于应激状态时,民族精神则会迅速从自发走向自觉并凸显出来。在抗疫斗争中,深厚的仁爱传统和生命至上的价值追求,万众一心、同甘共苦的团结精神,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顽强意志,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实践品格,和衷共济、爱好和平的道义担当,这些中华民族精神被迅速“激活”,并在处理突发事件的过程中得到体认。
伟大抗疫精神与红色精神一脉相承。红色精神本质上指的是党和人民在不同历史阶段价值理念、理论发展和实践创新的精神体系,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党的先进思想文化有机融合的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实践的时代结晶。在近百年艰苦卓绝的奋斗中,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胜利,同时铸就了具有丰富时代内涵和民族特征的包括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吕梁精神、沂蒙精神、西柏坡精神、抗美援朝精神、大庆精神、雷锋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等一系列伟大精神,建构了一座座高耸的精神丰碑,连缀起近百年党和人民伟大实践的内在逻辑和成功密码,形成了独特的红色精神谱系。
伟大抗疫精神就是这个红色精神谱系中耀眼的新星,因为伟大抗疫精神与红色精神:其一具有内涵一致性,如人民至上、团结互助、实事求是、舍生忘死、不怕牺牲等这些核心理念都是一以贯之的;其二拥有价值内核的连贯性,如把矢志不渝坚持人民至上、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为人民谋幸福始终作为不变初心;其三蕴含思想精髓的贯通性,如坚持实事求是、尊重规律、尊重科学、勇于探索、勇于创新;其四具有知情意行的统一性,如立足科学理性,求真务实、人民情怀、知行合一、斗争意志;其五具有红色基因的稳定性,如坚定理想信念、优良传统、无私奋斗等精神本质永不褪色。
激扬起伟大抗疫精神的磅礴伟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同困难作斗争,是物质的角力,也是精神的对垒”,“唯有精神上站得住、站得稳,一个民族才能在历史洪流中屹立不倒、挺立潮头”。彻底打赢疫情防控战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目标,既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更需要全民族激扬起伟大抗疫精神的磅礴伟力。
弘扬伟大抗疫精神,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正是坚持爱护生命、尊重生命、守卫生命的“生命至上”价值追求,才能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生命奇迹”。在当前疫情防控常态化阶段,高扬伟大抗疫精神,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坚持生命至上、人民至上,紧紧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不断激发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奋斗志、团结心和梦想情,让伟大抗疫精神绽放新的时代光芒,创造中华民族的再度辉煌。
弘扬伟大抗疫精神,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正是有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才能形成举国同心的团结伟力,才能夺取抗疫斗争重大战略成果。因此,弘扬伟大抗疫精神,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永远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弘扬伟大抗疫精神,必须激发全体人民舍生忘死的顽强意志。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弘扬伟大抗疫精神,必须激发全体人民舍生忘死的顽强意志,使每一位华夏儿女成为忘我精神、奉献精神、牺牲精神的承载者、弘扬者、践行者;使每一位中国人勇做走在时代前列的奋进者、开拓者、奉献者,自觉把人生理想、人生价值、家庭幸福融入民族复兴的伟业之中,汇聚成奋发向上的民族精神洪流。
弘扬伟大抗疫精神,必须倡导全社会尊重科学的良好氛围。伟大抗疫精神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民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实践品格。高扬伟大抗疫精神,必须大力弘扬“尊重科学、崇尚科学”的价值理念,始终秉持科学态度、尊重科学规律、坚守科学认知、实施科学举措,更加敬畏自然、尊重自然,更加遵守秩序和法律,面对困难更加坚强,面对挫折更加勇敢,面对困境更有自信,让伟大抗疫精神不断汇聚起实现民族复兴的科学力量。
弘扬伟大抗疫精神,必须始终不移地奉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病毒无国界,病毒是人类共同的敌人,战胜病毒需要全人类的智慧和力量。伟大抗疫精神作为人类共同战胜病毒过程中“中国之魂”,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民和衷共济、爱好和平的道义担当。以团结取代分歧、以理性消除偏见,凝聚起抗击疫情的强大合力,共克时艰,才能战胜威胁人类健康的这一重大挑战。
(作者为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浙江科技学院基地特约研究员,浙江科技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