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思维是从全局高度认知客观事物的高级思维形式，是思考谋划全局性、长远性、根本性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增强战略思维，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做好工作至关重要。习主席强调：“全党要提高战略思维能力，不断增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提高战略思维能力途径很多，从历史故事中学悟无疑是有效的途径方法。

　　战略决策事关全局安危，不可稍有轻视。习主席指出：“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有的领导干部没有深刻认识到战略问题的重要性，认为只要扎实做好眼前小事，就能积小胜为大胜。殊不知，这种积小胜为大胜的方法须以战略正确为前提。一旦战略决策上出现偏差，多少战术上的成功也是无法补救的。战国后期发生的“赵取上党”事件就是前车之鉴。公元前262年，秦国围攻上党势在必得。韩国的上党太守冯亭见已无胜机，又不想便宜秦国，就主动把上党献给赵国。客观分析，赵孝成王决定虎口夺食取上党也并非昏聩之举，但其错就错在没有认识到这是个战略问题，而仅当成战术问题处理。赵国既没有全国动员凝聚力量，也没有打持久战的心理准备，在与秦国为争夺上党而发生的长平之战中大败，赵国自此一蹶不振。

　　战略判断对象通常矛盾纷杂，须善抓主要矛盾。抓主要矛盾是解决复杂问题的关键。战略问题具有复杂性，如果决策者不能从纷繁复杂的矛盾中找出主要矛盾，就很容易误判形势。战国中后期发生的“秦伐蜀”事件就很有启示意义。《战国策·秦策》中描述了这次战略决策过程。张仪主张征伐韩国，这不仅可夺占一些土地，更可“临二周”“据九鼎”，进而“挟天子以令天下”，而蜀国只是“戎狄之辈”，夺之并无大益；司马错却主张征伐蜀国，认为这可以获得蜀国大量土地、财富和人口，而攻打韩国，挟持周天子风险太大，容易劳而无功。在判断主要矛盾问题上，张仪认为战争争的是“名分大义”，“挟天子以令天下”更有价值；而司马错认为战争是硬实力的较量，土地、人民和财富更有价值。事实最终证明，司马错是正确的，秦伐蜀的成功直接奠定了其一统天下的胜势地位。

　　战略谋划必须应势而为，切莫凭主观意志。战略谋划具有较强的主观导向性，但必须符合客观情势才有可行性。因为客观情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战略谋划须应势而动、顺势而为，切不可逆势强行。有的领导干部过分相信决心、态度等主观意志的重要性，这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有违历史经验教训。战国前期发生的“魏伐中山”故事很有镜鉴价值。公元前408年，雄心勃勃的魏文侯开始征伐并不接壤的中山国，虽然魏国兵强马壮实力明显占优，经三年艰辛攻取了中山国，但20年后中山国还是趁机脱离了魏国的控制。反思“魏伐中山”故事，本身就是逆势而为，既无地利之优，也无人和之势。对比之下，“秦伐蜀”就是应势而谋的正面案例。当时机不成熟时，积极稳妥的做法就是韬光养晦、静待时机。一旦时机成熟，则果断一击，力求全胜；否则“天予不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迎，反受其殃”。

　　战略成效需要长期经营，必须保持战略定力。战略是管全局和长远的，所以其见效通常需要较长周期。这要求领导者应保持战略定力，发扬钉钉子精神，一张蓝图干到底，否则就干不成大事。“赵伐中山”故事就能说明问题。公元前305年，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后即开始谋攻中山国，但他并不急于求成，而是步步为营，先后经略10年才完成吞并中山国。期间，赵国广泛对其他诸侯国外交示好，并给予一定利益，以保持攻伐中山国的基本方略不被其他诸侯国掣肘。赵国吞并中山国后，为缓解治理矛盾，依然保留中山王爵位，但须迁移他地为王。赵国以怀柔之策终于消除了“心腹之患”，创造了以战略定力实现战略目标的范例。

　　（作者单位：陆军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