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尼安德特人的头骨化石进行复原：男性，生活在7万年前。

湖南道县福岩洞出土的部分人类牙齿化石，代表东亚地区最古老的现代人。

　　2015年12月下旬，中国人类学学会的学术研讨会在厦门大学召开，与会代表从“全球化与人类学的时代担当”、“文化多样性与民族志撰写”、“反思与超越：多学科的对话”、“人类学传统与新发展”等四个分议题展开了积极的探讨，本文从中摘录了三位学者的主旨发言。

　　“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文化力量

　　郝时远（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面向未来的一大战略，那么对于中国的人类学、民族学意味着什么？我觉得可以从下面几点来认识：首先是中国边疆地区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地位转换。我们经常在讨论边缘与中心的关系，“一带一路”建设的布局，使得两者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陆路边疆地区，在国家的定位中，成为一个开放发展的前沿和内通外联的中心。特别是关涉到民族事务方面，涉及自治区和多民族省份，都由过去发展滞后或者边缘的一种状态、发展后方的一种区位，建成了核心区、实验区、国际通道、战略支点、新高地、辐射中心等等。当然这是理论上的一种预设，但它意味着中国未来所依托的一种新的发展空间。这种发展不是局限于资源输出型的“西气东输”、“西电东送”、“西煤东运”，而是利用这些资源，使当地的自我发展能力得到提升。从这样一个角度去谈的话，边疆地区的发展方向，是我们理解中国未来的一个重要立足点。

　　“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要实现这个目标很不容易，所以我讲的第二点是，所有的努力都需要破解一条“胡焕庸线”。1935年，地理学家胡焕庸在研究人口统计时划出的倾角约为45度的线——从爱辉到腾冲，应该说，到今天为止仍然没有破解。所谓“破解”，一是人口密度的分布，二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这条线所展示的不光是土地面积问题，在1935年，西北地区的人口只占中国人口的6%，到了2010年，根据人口统计的结果，这依然是人口分布最鲜明的界限。准确地说，西部地区的人口稍有减少，东部的人口则继续增多。只要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实力，无论是打工、购房还是孩子读书，都会取道东南，寻找就业机会以及更好的生活。如何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实现现代化，而不是非得远走他乡，这恐怕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与此同时，这条线之所以影响力如此深远，是因为胡焕庸当年没有意识到的一些问题，随着这条线的划出，引起了多学科的关注。特别是自然科学与自然地理——以400毫米降雨线作为分界，地貌和自然环境条件，大体上也是少数民族与汉族的群体聚居的分界线。从人类学的角度讲，比如语言、文化、宗教、生活习俗这些人文因素，这条线所划出的西北是典型的文化多样性地区。在“一带一路”建设当中，西部地区成了中心地区，那么它有什么样的能力来支撑国家的发展、地区的生活改善，以及延续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与文化多样的格局？消除差距问题、从经济社会发展来破解这条线，任务非常迫切。2000年开始推动西部大开发，经过十多年的发展，西部地区的生产总值在全国的占比从18%（1999）增长到近20%（2012），仅仅是转移支付，国家前后投入了8.5万亿元。也就是说，经过10年大开发，西部地区经济对中国总量的贡献增长了2%。西部地区如何成为支撑中国未来发展的新的空间？经济的问题非常突出，并且尤为艰难。

　　第三个问题是中国的“家底”，即文化多样性。在2014年的民族工作会议上，盘点“家底”时超越了过去一般意义上的“人口众多、地大物博”之观念，特别强调民族地区是我国的资源富集区、水系源头区、生态屏障区、文化特色区、边疆以及贫困地区。贫困的状况是可以改变的，边疆的区位现在也有了新的定位，那么资源富集的合理开发、水系源头的保护、生态屏障的重建、文化特色的传承，这是我们需要用功、用力的地方。目前来说，处境还不尽如人意。特别是文化特色区，集中体现了中国文化多样性的特点。如果说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那么少数民族的文化就是多姿多彩。从中国的人文资源来讲，无论是数以百计的古人类遗迹，还是数以千计的旧石器时代遗址，本身就呈现了这个区域在人类发展中的一段独特历史。从现实的文化资源角度来讲，我举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例子，无论是联合国收录的保护对象，还是国家公布的4批非遗名录，又或是非遗传承人数量，少数民族都占了1/3左右，甚至更多。因此，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文化的力量需要引起高度重视，最核心的是互联互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最后一条是社会根基。民心相通，包括人民之间的交往能力和相互理解，文化价值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理解。如果相互不理解，那么文化的意义、文化生存与传播的能力，都会受到极大制约。

　　中国陆路边境地区，基本上都是民族区域自治或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与14个国家接壤，30多个民族与境外的相关民族有历史文化方面的渊源关系。这需要我们在开放过程中树立一个新的观念，就是共享历史。在差异中求和谐，在多样中求统一，中国并不缺乏这样的智慧。因此，在我看来，“一带一路”中民心相通的力量是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指向，应该成为开展田野调查、提供思路的一个重要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