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引向成功的是毛泽东，但在国家建设时期他的认识存在误区，没有跳出阶级斗争的束缚，结果出现了一个“贫穷的社会主义”。改善和引领中国共产党实现转型，或者说将中国共产党由革命思维引向执政思维的是邓小平，他解决了中国人一直无法解决的吃饭问题。邓小平是最早参加中国革命的那一代人，贡献巨大但不是主导者，他的贡献主要是改变了中国共产党的思维和价值系统，实现了一次重大超越，实现了治国理念的突破。在探索中国的大国道路进程中，我们需要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以重大理论突破实现党的自我超越，实现民族的飞跃性发展，这个责任落在了习近平肩上，原因在于两个方面：首先，中华民族与中国共产党都处于十字路口，要么超越，要么走弯路甚至歧路，没有中间道路，这时需要引路人；再者，习近平已经展示出来的执政风格和执政能力，一个反腐和立规矩，就已经切入到改变中华民族价值观的层面，令人刮目相看，且尽显伟大政治家的品格和风采。

　　进一步认识毛泽东、邓小平与习近平的执政特点，会发现之间存在相通与区别之处。毛泽东之所以在“文革”中犯了重大错误仍然受到后人的高度推崇，主要是作为革命党的领袖，无人比肩。他的政治理想和政治理论至今影响着党的政治品质和性质宗旨。他在建党建军方面，贡献巨大而不可替代。与此同时，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在执政方式和执政成效上，远没有领导革命那么突出。主客观的原因导致了毛泽东没能超越历史，超越自我。所以，如果提出毛泽东解决了什么和没有解决什么这样的问题，可以说从陈独秀、向忠发、王明、博古、张闻天到毛泽东本人，都是围绕马克思主义革命理想在中国获得实现的问题而展开，毛泽东是实现中国革命胜利的领路人，但他只是解决了革命这半程，没有解决执政这半程。这就是看党史军史主要是看毛泽东的原因。

　　主导国家建设走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推动中国共产党完成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初步转型，主要是邓小平，邓小平提出了工作重心转移，尤其是确立了“和平发展”的政治观，设计和主导了改革开放，由此使中国共产党跳出“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观。从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到1992年南方讲话，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邓小平就解决了中国的发展道路问题，在这方面无人可比。我们从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可以领略思想解放的威力，由此折射出邓小平的政治勇气、政治智慧和政治品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总设计师是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则根据这一设计，主要探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该怎么走。回头看改革开放，可以说党能够从封闭僵化中走出，就因为邓小平以伟大政治家的胸怀和勇气，采取了亚历山大一剑破解“戈耳狄俄斯之结”的决断，坚持“不争论”，跳出“姓资姓社之争”，一切以务实为原则，包括南海这样的重大争端，他也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应对。正是有了邓小平的思路和方法，才有了今天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过，我们要承认，邓小平并没有真正从理论上解决中国的大国道路，这一历史任务落在习近平的肩上。

　　那么，习近平面临什么挑战，必须超越什么？简单地说，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人都没有解决的或没有面临的许多重大历史命题都集中到今天，需要习近平以伟大政治家的智慧和勇气予以破解。毛泽东没有解决阶级斗争之外的精神力量之源问题，邓小平没有解决经济飞速发展后的利益分配或利益共享问题。两个问题，一个涉及精神世界，另一个涉及物质世界。只有将两个问题都解决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才会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