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来宪政成为敏感词，其实，宪政道路漫长，并非一蹴而就。美国走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宪政道路，但开国者设计的宪政思想，也是通过一次次由立法、司法、行政，乃至“升斗小民”参与的司法大战方才实现。中国的宪政一定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宪政，这是不言而喻的，而保证真正实现宪政，也将有一个长期的过程，这期间不要为那些以西方宪政为评价尺度者诘难而动摇，而回避。所以，确立路径就是一种政治观念和政治路径。

　执政和革命差异很大，走出“格瓦拉困境”，很重要的是为谁执政和怎样执政，而这个问题背后又是为什么执政，为执政而执政就会扭曲政治制度和政治目的，就会生成既得利益集团。这时的法律也就成了执政集团垄断权力的手段，而不是公平正义的保护神。新的法治改革，提出了终生追究，领导干部打招呼要记录在案，这就意味着，主要领导打着党委领导司法的旗帜谋求一己之利不行了，就是谋取一个单位和地方的“公利”也不行了。这是一次巨大的具有政治特征的突破。

　　“全面从严治党”背后的政治伦理与廓清权力。习近平一再强调“政治规矩”，是因为这是全面从严治党的路径和不二选择。政治规矩主要反映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制度设计，另一个是遵循权力运行规则的意识，二者缺一不可。自然的人进化为社会的人，追逐的重点之一是权力。政党政治与社会制度的先进与否，很重要地反映在对权力的授受关系的认识上，同时反映在权力建构和运行模式上。如果研究中国共产党的自我更新路径，突破口在于规范权力的运行。长期以来，我们的权力出现严重失控现象，一方面由于缺少强有力的外部监督，另一方面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原本潜规则重过显规则。要改变这种情况，走西方政党轮替和三权分立的道路是不现实的，根本出路在于自我改善，建立一党执政下的政治伦理规则，也就是设计中国特色的将“权力关进笼子”的模式。

　　当下中国迫切需要构建政治伦理规则，因为西方国家在政治权力之外还有宗教和法律起规范作用，我们的宗教不具有社会规范和调节力量，法治又处于发展进行时，且处于初级阶段，很大一批领导干部尚未树立法治意识，更愿意依赖政治的强力，而政治权力的滥用很容易导致权力运行失序。中国历史上有那么多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就在于科学制度规范缺失的同时，没有形成政治伦理规则。

　　习近平建构的政治伦理系统分几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政党的路径选择。习近平坚守和传承中国共产党的“红色基因”有其必然性。只有坚守才能保证其担任总书记的合法性，也就是其权力来自全党的委托，而不是其他政治力量的委托。因此，他一再强调“共产主义信仰是共产党员精神上的‘钙’”，并且着力推动了群众路线教育活动，重视中国共产党“优良作风”的传承与红色基因的继承，所有这些都反映在他一次次到红色圣地去“朝圣”，等等。这实际上本身就是政治伦理使然，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有责任带领全党去探索，实现自我超越、自我更新，但决不能自我否定，前者可以带来新生，后者只能导致自我毁灭。即使从其家庭出身的角度讲，他也不能搞自我否定，否则就会出现对先辈的背叛，这是个伦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