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层次是从严治党。中国共产党较西方政党拥有更多道义优势，至少理论上是这样的。在过去很长时间里共产党一直占领着道德的制高点，包括以牺牲自己来成就人民大众，也包括对道德纯洁的追求，只是在一段时间里我们这种要求被废驰了。这种废驰有深刻的利益关系，正是利益关系决定了习近平强调从严治党不是一个简单地回归传统，而是新的开拓，因而包含着新政治观。革命战争年代坚持更高的要求，党和领导的军队没有自己的利益，靠的是信仰，同时也是客观环境使然，战争让每一个参与者都无法保护自己的任何私财，这时党要求高于一般群众的纯洁与无私，既是号召，也有客观条件的配合。而今党仍然没有独立于人民之外的利益，但党的成员有自身利益，这种情况下讲纯洁，就必须奠基于新的政治伦理规则，这就意味着要以新政治观为基础。

　　从严治党主要包含两个要素，一个是建立与时代特点相吻合的政治伦理，另一个是从严治官，以严治实现公权与私权的切割，以利益规范实现利益科学分配，由此平衡社会价值追求，真正形成先进国家早就实现的多元追求，而不是封建王朝传承下来的官本位。多党轮替不需要从严治党，因为老百姓用选票来选择执政党，一党执政在一定意义上高度控制资源，不到民怨发展到足以改朝换代的程度，执政者是可以保证自己掌握执政权力的，或者说西方换掉一个执政党比较容易，中国换掉执政党很难，正是这样的原因，给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政治伦理要求，你要执政，你也想执政，你就必须把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这是政治伦理规则决定的。

　　第三个层次是精神境界。中国共产党与西方政党不同，西方政党不会主动把自己神圣化，他们认为自己是政客，因为他们不靠这个来执政，中国共产党却是离不开自我神圣，因为只有神圣才不需要政党轮替。正是这种逻辑，就必须坚持对集团内成员的高要求，尽管很难做到。时代的变化和政治生态的变更，确实导致共产党集团内的成员很难再达到革命战争年代那种革命热情，那种奋斗精神，因此，在要求更高政治标准的同时，要加入时代元素，这实际上是新政治观所关照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