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总是在实践中形成、发展，并引领实践。二战结束后，一大批新兴独立国家亟待改变贫穷落后的现状，西方主流经济学却因前提假设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相差甚远，而无法用来指导这些国家的实践。发展经济学由此诞生。七十年来，发展经济学虽几经演变，但对其应用所取得的成效却乏善可陈，从低收入经济体跃升入高收入经济体的国家或地区屈指可数。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贫困人口大幅减少。正是在对我国经济发展实践深刻总结的基础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构成当前及未来我国现代化实践的理论指引，开辟了发展经济学和人类发展思想的最新境界。　　

　　结构主义发展观曾经在20世纪50至70年代盛行。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主要缘于经济结构的差异，主张发展中国家通过物质资本积累推进工业化进程，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完成经济赶超。由于发展中国家缺少成熟的市场体系，他们强调政府在物质资本形成及其积累中所发挥的主导作用。

　　但结构主义发展观只见“物”不见“人”。物质财富的增长被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物质资本的积累则被认为是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人，作为劳动力，只是生产过程中的一个要素。由于其政策主张重积累轻消费、重增长轻分配、重政府作用轻市场作用，导致居民消费长期处于较低水平，个体的积极性也未能充分发挥，虽然在一段时期内取得明显的经济绩效，却最终不可持续，很多发展中国家由此陷入经济停滞。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重新回答了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与物的相互关系。一方面，将人作为发展的目的和归宿，追求的是人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认为发展的本质是人类通过劳动不断改造自然的过程，物质资本和科学技术只是劳动的创造物，发展在根本上源自人类的劳动，劳动者是推动发展最根本的力量。在一国发展初期，确实需要政府更多发挥作用，通过较高的社会积累突破发展的贫困陷阱。但政策制定者不能因此忘记发展目的和发展手段的差别，在推动物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仍应不断提高医疗卫生和教育水平；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应逐步转变发展方式，让人民得到更多实惠，更多、更好地发挥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20世纪8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发展观以里根—撒切尔主义为代表在发达国家兴起，并形成“华盛顿共识”指导发展中国家实践。为克服结构主义发展观在实践中产生的“政府失灵”“消费短缺”等问题，他们主张经济自由化、私有化，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市场干预。

　　新自由主义发展观希望通过自由放任实现效率最大化、达到生产的可能性边界，但没有看到资本占有的不平等所导致的收入差距扩大。表面上看，在自由市场中，人与人是平等竞争的。但实质上，拥有资本的多寡决定了发展成果分配的高低，并进一步转化为更大的资本拥有不平等。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都出现收入差距的严重扩大，只有少数人从发展中获益，最终导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重新回答了发展过程中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一小部分人的全面发展是以绝大多数人的异化和不发展为前提。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则是要打破不平等的社会结构，让绝大多数人都能享受到发展成果，不断提高成果享有的公平性，最终实现全面发展。在发展的一定阶段，为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需要允许收入差距一定程度上的扩大，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这种差距，必须要保持在一定范围和一定时期内。随着物质基础的扩大，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随着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全球发展不平衡的加剧和各国收入差距的扩大，民粹主义思潮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都有所兴起。他们反对全球化，希望通过对国内市场的保护来保障民众就业；主张大幅提高社会福利，希望藉此缓解社会不平等。

　　民粹主义思潮反映了普通百姓对于新自由主义发展方式负面后果的不满，但其政策主张只注重分配而忽视生产，不能持久惠及广大民众，反而会造成更大的恶果。一方面，逆全球化举措违背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会阻碍一国内部分工的深化与扩展，束缚其经济发展，从而不利于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脱离发展阶段和生产力水平增加社会福利，会侵蚀社会效率，最终以政府的债务危机而落幕。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重新回答了发展过程中生产和分配的相互关系。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生产决定分配，什么样的发展方式决定什么样的分配方式。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方面，要求在发展过程中更加注重公平分配，不断拓展发展的包容性；另一方面，又不是割裂生产谈分配，而是要让人人都能够参与发展、人人都能够在发展中各尽其能，在这一基础上保障人人都能够获得与其付出相匹配的发展成果，由此激发每一个人的劳动热情，并不断提高劳动能力。　　

　　一是要坚定不移地转变发展方式。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民，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发展的最终动力也来自人民，依靠人民的劳动和创造。在经济发展初期，人均资本水平低，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客观上要求采取以物质资本积累为主动力的增长方式，吸引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但也导致劳动收入占比和居民消费占比处于较低水平。随着发展阶段的演进，资本回报率开始下降，劳动力供求关系出现转折，工资和消费的上升有了客观推动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为保持原有的经济增速，而抑制消费、片面扩大物质资本投入，不仅难以持续，也违背经济发展的目的，不利于人民福利水平的提高。相反，如果及时转向以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为主动力的增长方式，则可以保持较长时期的中高速增长，并不断提高人民在发展过程中的获得感。

　　二是要坚定不移地全面深化改革。发展是分阶段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发展条件和与之相匹配的发展方式存在差异，需要体制机制的不断变革作为支撑。随着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要突破既有利益格局。这就要求把人民是否真正得到实惠、人民的生活是否真正得到改善、人民的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保障，作为选择改革发展举措的标准，凝聚最广泛的改革共识。应当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多推有利于增添经济发展动力的改革，多推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改革，多推有利于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的改革，多推有利于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性的改革。”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汇集到改革和发展上来，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三是要坚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道路。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在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不同个体和群体间利益结构的动态变化。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共同富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才能协调好少数人利益和多数人利益的关系，协调好整体利益、局部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协调好长远利益和短期利益的关系。在一定的发展阶段，允许收入差距在一定范围和一定时期内扩大，有助于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但随着发展阶段的演进，需要更加发挥政府在推动社会公平正义方面的作用，促进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资源和服务的均等化配置，加大再分配力度，不断优化收入分配结构，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