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了“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伟大号召。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如何让代表中国文化形象的文艺作品真正走出国门，面向世界？关于这一问题，笔者认为可以分两个方面来解读。

代表中国文化形象的文艺作品

　　首先，那些片面反映中国人落后、愚昧和局部不公的作品，以及那些趣味低俗、立意不高、哗众取宠的作品都不是代表中国文化形象的文艺作品。

　　那么，什么样的文艺作品代表中国文化形象呢？

　　十九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进行无愧于时代的文艺创造。要繁荣文艺创作，坚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一，加强现实题材创作，不断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就其内在品质而言，笔者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体现为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就是跨时代、跨地域、跨文化，对当今时代，对全人类的发展仍然具有积极意义的中华传统文化。

　　第二，体现为蓬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突出、最核心、最典型的时代精神的表征。

　　第三，体现为普遍典型的人民生活。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这种高于就在于体现人们生活现实的典型性、普遍性方面。不朽的艺术作品正是因为反映人民群众典型的生活状态、普遍的情感诉求与内在精神追求而成为经典。

　　其次，如何才能创作出这种文艺作品呢？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在作协、文联两会的开幕式上已经给我们做出精辟的理论概括和思想指导，简单来说，可表述为三句话。

　　一是扎根人民，反映人民心声，来源于人民生活，体现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有内心的冲突和忧伤的现实人物真实心理，体现时代人物的典型。

　　二是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开拓创新，中西合璧、融会贯通的基础上，在继承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真学习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艺成果的基础上实现。

　　三是内容健康向上，形式不拘一格。

　　对此，我国文艺界、学术界已经形成共识，笔者不再展开阐述。

　　但是，我们还要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让习近平文艺思想进一步扎根落地到具体的实践，从而真正创作出代表中国文化形象的时代文艺作品？

　　我们认为应推出相关制度。如艺术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体验生活制度。我国近代音乐史上，生年仅有23岁、并未受过系统专业音乐教育的聂耳，能够写出《义勇军进行曲》《码头工人歌》等几十首脍炙人口的歌曲作品，是与他扎根人民，走进劳动一线、战斗一线，融入人民群众的创作方法是有关系的，因为在与人民大众共劳动、同作息、朝夕相处的日子里，他把生机勃勃的社会生活凝练成艺术的语言，表达出人民群众心里最深沉的情感与内心的愿望，因此，他的作品一经推出，便传唱开来。冼星海也是一样，在延安时，创作了《黄河大合唱》《太行山上》等中国音乐的不朽经典，但他后来到了苏联后，虽然作曲技术更加娴熟、高超，却没有创作出像之前那样的具有深远影响力的作品。目前，我们的艺术家多在体制内，如没有相关制度，让他们从日常工作的繁缛琐事中摆脱出来，仅靠走马观花的采风，想要创作出那种直入人心的经典力作是不容易的。

　　另外，可推出中国文化形象文艺家代言人制度。艺术是人的内在精神的外部显现。人品决定艺品，人格决定艺格。只有高尚的人格的艺术家才可能创作出高尚的艺术作品。杜甫、贝多芬、席勒、米开朗基罗、伏尔泰、列夫.托尔斯泰、泰戈尔等世界文艺巨匠，莫不有着博大的胸襟、崇高的理想、高尚的人格与济世的情怀，否则，是不可能写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人们团结成兄弟”这么感人的诗句，不可能创作出《命运交响曲》《战争与和平》《最后的晚餐》这样震撼人心的作品。所以，要讲好中国故事，不能忘记讲好中国艺术家的故事，他们是人民的一份子，对他们人格建设，就是我们社会良心的建设，就是对中国当代文艺灵魂的建设。只有，这种人格高尚的艺术家成为我们时代的精神榜样，才可能逐渐走出现在“小鲜肉”当道、低俗文艺盛行、铜臭气弥漫的一时局部的不良社会文艺之风。

中国文艺作品如何真正走出去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走出去”语义过于宽泛，如那些到国外院线一日游的电影，在国外几百人的小剧场演出一二场的作品，以及那种片面表现中国落后、愚昧的文艺作品，都不是真正地走出去。真正走出去可通过两个量化指标来界定。

　　其一，体现健康的中国文化形象，具体表现为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时代精神与典型的人民精神三种内涵的作品。

　　其二，借用经济学的词汇来表达，就是要实现中外文化的贸易平衡或顺差。当前美国好莱坞的大片已占据我国电影票房的半壁江山，甚至英国的“哈利波特”“007”、印度的“摔跤吧，爸爸”这样的作品都高居中国内地票房的前列，可以说他们已经成功地走进来了。而反观我国，有哪些作品走出去，叫好有叫座。当然，我们不是没有，如早期的李小龙就是一个很好的成功样板，但距离今天已很久远。

　　如何改变这种被动局面？笔者认为应做到以下两点。

　　细化文艺作品类型，尽快实现文艺市场机制的国际对接。因为文艺作品类型不同，其情况也千差万别，所以要细化文艺作品的类型。电影文化市场的国际对接机制较好，而音乐等艺术门类的对接工作相对滞后。而这种滞后，明显地妨碍了中国文艺作品的国际化传播。举个例子，2009年笔者参与国家新闻总署中国标准乐谱出版物号标准起草，该标准已于2012年颁布。但至今没有实施。这个乐谱出版物号有什么意义呢？就是可以通过申请，给每一个原创音乐作品注册一个国际乐谱出版物号，就像给每个作品安上一个身份证一样的唯一标识。这个标识可以用于出版和发型，同时也会将乐谱相关信息纳入到国际标准乐谱出版物编码系统中。通过这个系统，尤其是国际中心每年编制出版的作品索引，任何一个国家的音乐出版商、音乐表演团体都可以联系到相关的版权所有人。这样，这些作品，就可以通过合法的途径获得并用于演出和出版。而我们国家现在采取的是书号作为标识进行音乐作品出版，所以，导致国际上根本不会知道我们国家每年都出版了多少乐谱类音乐作品。有时即使知道，也难以通过顺畅的途径获得商业使用权。再说一个例子，这些年叶小纲的“中国故事——叶小纲交响音乐作品”在国外大约每年有20场左右的音乐会在各地上演，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从国外留学到拿到各种国际比赛奖项，使个人品牌的作品得到了国际同行的认可，成为国际著名的音乐出版商的签约作曲家，所以，他的作品只要完成就会在国际上出版并在全球范围内传播。通过这个渠道，许多像俄罗斯等地音乐团体就能够很方便地获得乐谱，并联系到出版商用于商演。虽然这些只是个例，但可以给予我们启示：如果我国文艺市场机制上能够实现与国际对接，相信，会有更多的中国原创音乐作品走出去。

　　建立稳固的国际文化交流与作品推介平台

　　汽车没有了发动机，别说走出去，即使抬出去也很困难。所以，要让中国文艺作品真正走出去就要建立这种持续驱动与推进工作的机构或平台。这方面，图书有中国图书国际贸易总公司，电影界有个北京电影节，通过这两个平台，我国每年都有大量的图书版权输出，也有大量的国际商业电影合作的项目签订。但可惜的是在其他许多部门艺术领域，目前还没有这样的平台。反之，说明在这些方面可开拓工作的空间很大。相信，如果各部门艺术界利用现已形成机构网络资源，建立原创文艺作品的国际文化交流与贸易业务洽商平台，一定会助力中国文艺作品走出去。因为在当前全球范围内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大多的文艺作品不仅具有文化的属性，同时具有商品的属性。只有那些代表中国文化形象的中国文艺作品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得到更多的推介，才可能得到更多的关注与市场接受，如果国际市场对这些作品有了较为普遍的接受，那我们就可以说代表中国文化形象的中国文艺作品和中国文化真正走了出去，并且以一种高昂且自信的姿态。

　　（作者简介：丁旭东，山西师范大学艺术学学术带头人、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音乐学院国家美育研究与发展中心秘书长/特聘研究员、北京民族音乐研究与传播基地兼职研究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