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务院批准的《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中，“建设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被列为广东自贸试验区的首要任务，并要求广东自贸试验区“在扩大开放的制度建设上大胆探索、先行先试，加快形成高标准投资贸易规则体系”。如果把党的十八大提出的要顺应新一轮全球化趋势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战略目标结合起来考虑的话，建立自贸试验区作为新形势下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重大举措，就是要在广东自贸试验区率先开展新型国际投资贸易规则的压力测试，以开放倒逼改革，为我国外向型经济的转型升级提供新动力，为全球贸易投资规则重构提供中国方案。因此，广东自贸试验区任务重大，全面准确地理解总体方案中提出的这一重大任务的内涵，对于接下来的三至五年推进广东自贸试验区的改革创新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为外向型经济的转型升级提供新动力

　　建立广东自贸试验区，率先开展投资贸易规则的压力测试，以开放倒逼改革，为外向型经济的转型升级提供新动力。回顾我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历程，通过上世纪80年代初期在沿海地区率先改革开放，抓住了发达国家或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机遇，通过发挥比较优势和成本优势，从而吸引了大量制造业领域的海外资本，加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发展加工贸易，对外贸易获得了快速增长。但是，这种外向型产业由于缺乏核心技术，也缺乏研究设计和市场销售环节，处于全球价值链的最低端，经济附加值非常低，并制约了服务业的发展。相应的，在国际贸易分工中，这种产业分工格局造成了我国长期对欧美发达国家的大量货物贸易顺差以及服务贸易逆差。国际金融危机暴发后，全球贸易和价值链都面临着再平衡的巨大压力。从国内来看，随着人口红利递减，对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更高要求，必须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变发展方式，从主要依赖传统低成本优势转变到依靠技术、品牌、质量和服务为主的新的综合竞争优势。经济规律和国际经验表明，要实现更加“多元平衡”的高质量发展，就必须消除“边境内壁垒”，加快服务与投资市场的对内对外开放，才能参与新一轮更高层次的国际分工和竞争。在自贸试验区率先开展投资贸易规则的压力测试，如负面清单管理、“事中事后”监管和国际商事法律服务等，探索发达国家高端服务业进入国内市场和国内资本产能走向海外的监管模式，有利于在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价值链中确定我们应有的分工地位。因此，通过开放倒逼改革，以开放的主动赢得发展的主动，为外向型经济的转型升级提供新动力，这正是建立自贸试验区的真正意义所在。

　　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贸易合作竞争新优势

　　建立广东自贸试验区，率先开展新型投资贸易规则的试验，为参与全球投资贸易规则重构提供中国方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贸易合作竞争新优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建立四个经济特区为起点，不断探索与接轨国际市场和国际贸易规则，充分利用“二个市场、二种资源”推动国内经济贸易快速发展。尤其是加入WTO以来，在WTO框架下广泛开展国际经济贸易合作，我国在全球已拥有越来越广泛的国际经贸利益。当前，中国作为全球第一贸易大国，已成为全球贸易投资规则的利益攸关者。但是，随着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生产网络的兴起，现有国际贸易规则已无法回应以全球价值链为代表的新贸易模式的要求，比如投资、服务贸易、电子商务等。同时，新一轮国际产业进步和经济竞争孕育并催生着新的游戏规则，比如竞争政策、劳工标准、环境标准、知识产权保护等，全球贸易治理结构正处于新的调整期。同时，自WTO多哈回合谈判受挫后，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量，许多国家开始转向推进高水平区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例如，美国近年来大力推进的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谈判，其目的就是以自身的贸易投资自由化标准为模板主导全球投资和贸易规则的重构。总之，全球投资贸易规则重构已是大势所趋，这代表着新国际分工和竞争游戏规则的内在要求。自贸试验区作为参与全球投资贸易规则重构的试验平台，通过开展先行先试，有利于我国在国际贸易谈判中增强设置议题并提出建设性倡议的能力，有利于在参与全球投资贸易规则重构中提出中国方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贸易合作竞争新优势，这也是建立自贸试验区的真正意义所在。

　　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任务，打造新型国际投资贸易规则的试验区

　　基于以上对广东自贸试验区战略使命的分析，表明自贸试验区不是优惠政策的洼地，而是制度创新的高地。自贸试验区建设应告别过去依靠财税政策优惠、招商引资、引进技术、推动出口的传统开发区建设模式，通过开展制度创新建立与高水平投资贸易自由化规则接轨的体制和规则环境，努力打造新型国际投资贸易规则的试验区。具体来说，应按照国务院批准的总体方案的相关试验要求，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任务，努力营造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比如，在优化法治环境方面，试点开展对内对外开放的执法与司法建设，实现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强化自贸试验区制度性和程序性法规规章建设，完善公众参与法规规章起草机制，探索委托第三方起草法规规章草案；完善知识产权管理和执法体制，完善知识产权纠纷调解和维权援助机制，探索建立自贸试验区重点产业知识产权快速维权机制等。又如，在创新行政管理体制方面，加快推进行政审批标准化、信息化建设，探索全程电子化登记和电子营业执照管理，建立一口受理、同步审批的“一站式”高效服务模式，建设市场准入统一平台和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实现多部门信息共享和协同管理。再如，在外商投资管理方面，加快探索建立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宽进严管市场准入和监管制度，在实施自贸试验区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制度的同时，要探索建立相适应的安全高效“事中事后”监管体系，加快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外商投资管理经验。（作者系中山大学自贸区综合研究院副院长、港澳与内地合作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