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国文学史，立足于中国文学本位；研究中国人的精神产品，用中国的视角、价值、方法等，这本是情理中的事。为什么会被人反对呢？无疑这里存在着价值观的冲突，即“西方中心主义”与“中国本位立场”的价值观冲突。

　　近百年来，“西方中心主义”作为文化主流支配着世界。中国学人自“五四”始，即以西方的价值尺度来衡量中国事物，从而颠覆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在文化界则是颠覆中国的经学价值体系，建造新文化的大厦。这本是为民族振兴所采取的一种积极行动，但其发展到极端，便出现了连洗澡水和孩子一起倒掉的情况。大批中国学人视“五经”为统治阶级麻痹劳动人民的精神鸦片，视“五经”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为封建道德，视美刺比兴的传统文学理论为封建的政治教化等等。用西方概念规范中国学术，变成了学术界的普遍法则。学者们一方面视中国传统札记、评点、注释、考辨之类的研究缺少系统性、科学性，而代之以纵横驰骋式的论说、条分缕析式的科学归纳和系统分析；而另一方面则又在根据西方概念对中国经典中的材料进行肢解、归纳、划分，使中国文化的精血大量流失。在科学观念指导下，人们将知识系统的开掘认作治学的第一要义，而忽略了精神本质的探讨。20世纪80年代后，此种情况愈演愈烈，学术研究变成了以著述为能事的技术性竞争，完全抛弃了传统“君子之学以美其身”的治学宗旨与“明道救世”的治学理念，再不谈什么社会责任、人格培养。出现了论古道今而言不及义、著作等身而人格萎地的现象。文史研究本是为了建造人类精神文明的灯塔，让这灯塔指引人类的航母沿着健康、快乐、幸福的方向行驶。可是眼下所看到的则是在学术大繁荣的表面下，人类精神的大坠落。灯塔越建越高、越多，上面却看不到精神的光亮，人类航母在黑暗中面临重重危机。面对这一现实，近年来一批学人开始反思，反思百年来的成败得失，反思学人应该为人类承担的文化使命，反思人类积累了数千年的中国智慧如何服务于当代，反思如何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困扰，在充分尊重百年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唤回被近代学人所抛弃的中国立场、中国视角、中国价值、中国方法，重读经典，重写文学史，重现中国文化精神的辉煌。方铭先生所代表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兴起的带着活力与生机的文化思潮。

　　用西方概念规范中国学术，其结果必然背离中国学术的实际。一个典型的实例，就是以上古神话作为中国文学源头的问题。大多《中国文学史》著作之所以要把上古神话作为文学史源头，其根据便是因西方文学史是以神话开头的。方铭先生在回归中国文学本位的思考中指出：“六经”是中国文学之源，在中国文学中找不到神话源头的实证。而王先生则认为《山海经》《庄子》《列子》《淮南子》《楚辞》中的神话内容就是实证，并且反问方铭先生“六经”又是从哪里来的“？我不同意王先生的观点，也不同意学界关于神话与中国文学关系的主流观点。理由如下：第一，王先生上举的这些书的成书年代没有一部能早于”六经“的，而且没有一部系统地记述神话或以记述神话为目的的，根本不具备文学源头应有的素质。第二，秦汉以来的文学作品中，随处可以见到六经的影响，而却没有任何蛛丝马迹可以证明文学之源在神话者（除个别作品取材于神话外）。第三，今大多文学史著中所举的上古经典神话故事，如后羿射日、女娲补天、女娲造人、共工触山、盘古开天等等，却皆是出现在汉代文献中。研究者为了迁就西方理论，于是认为这些神话产生的早，只是记录的太晚。但是中国文字产生之初，应该是神话意识最为浓烈的时代，为什么当时人不把他们十分崇拜的神们的故事记载下来，而却要等到理性高度发达的战国秦汉人记述呢？显然这是说不通的。第四，更主要的一点，在西方的观念中，神话是一种文化形态，只能产生在人类社会的初期。随着自然力的实际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然而在中国，我们看到的是神话存在于整个历史中，只是人们在用西方概念规范中国学术的过程中，感到此与西方理论不合而不敢承认这一事实而已。故把汉代文献中的神话，认作是上古神话的遗存；汉以后的神话，如《搜神记》《封神演义》之类明确署”神“字号的作品，则被改题为志怪、神魔之类的名目，以表示神话已不再存在。至于20世纪后半期以来出现的大量外星来客、宇宙大战以及死去几百年的人突然闯入现代生活或现代人闯入古代皇宫之类的神话电视、电影，则被命名为科幻影片或穿越剧。但要问这些形式上分明与神话没有什么两样的故事，为什么不能叫作神话呢？如果我们把中国神话的历史变迁做一分析，便会发现，在中国文化史上，神话从来就没有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化形态存在过，它是一种依附于历史文化思潮而存在的叙事形态和思维形态。在五帝三王时期，它主在讲述历史，所谓大禹治水、黄炎之战、黄帝战蚩尤等神话，实是历史的神话化。秦汉魏晋时期，它主在阐述哲学理论，像盘古开天之类，显然是阴阳哲学的图解。元明时期，其叙述主题变换为宗教性内容，如《封神演义》《西游记》之类，可谓宗教的神话化。因此说神话是中国文学的源头，显然是不能成立的。（作者单位：山西大学国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