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尤其是隋唐文明曾对日本文化的形成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日本遣隋、唐使通过全面移植先进的隋唐政治、经济、文化成果，使日本社会发展呈现跳越式的前进，完成了本国文化的基础和框架构建，并由此促进了日本文化的勃兴。回顾隋唐时代中日交流历史，辨析日本文化中深刻的中国文化烙印，可以厘清中日之间剪也剪不断的文化联系，重温中日民众深厚的友谊之情，将为今日两国的交往找到更多历史联系、文化基因和民众情感的基础。

　　一、日本通过全面移植隋唐文化体系完成本国文化的建构

　　我国古代社会在隋唐时代进入到鼎盛时期，经济繁荣，文化昌明，制度完备，都城长安是周边国家人人向往的乐土。隋朝三十多年的统治期间，日本遣使多达四次，隋朝回访两次，到了唐代，遣唐使制度更为完备，自公元630年至894年的二百余年间，日本共任命遣唐使达19次，实际成行16次，遣唐使一般每次五六百人，分乘四只船前来中国。派遣的使团集中了当时日本的外交、学术、科技、工艺、佛教、艺术等各方面的优秀人才，在中国所学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学成归国后，将其所学引进到日本，实现“全盘唐化”。日本NHK电视台制作的纪录片甚至用“遣唐使把中国搬到了日本”来形容日本对隋唐文化的移植，日本历史上辉煌灿烂的奈良盛世（710—794）就是遣隋、唐使在日本传播汉文化的结晶。

　　其一，是对隋唐政治制度的复制。随第一批遣隋使前来的留学生（僧）在中国学习期间正值隋末唐初，中国封建社会的政府组织，典章律法以及礼仪程序都趋于完备。这些人学成归国后，成为日本大化改新的谋划者与助推者。通过大化革新确立了日本以儒、佛为核心的治国理念。建立起以唐三省六部制和郡县制为蓝本的中央与地方行政体系；效法唐初实行的均田制，施行了“班田收授法”，仿唐租庸调制建立起税收制度；在军事方面，日本仿唐朝的府兵制，建立起“防人制”；还仿效唐朝教育制度，开设各类学校教授汉学，培育人才。

　　其二，是对隋唐思想文化体系的推崇。中国的儒家文化思想均在这一时期被日本民族吸收。自从圣德太子执政时期（593—621）奖励儒学以来，经过不断提倡，社会上很快形成好儒习汉的风气，儒家思想很快普及到日本各地。孝德天皇（749—757）更是效仿唐制，主张“孝为百行之先”，令全国每户备孝经一本。此后直至20世纪，儒学一直影响着日本人的思想和行为。佛教最初从中国传入高句丽，并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并日渐国家化。

　　其三，是对汉字、汉文学的吸纳。汉字自传入日本后，填补了日语没有书写方式的空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作为官方文字来使用，日本重要的典籍和文物都是由汉字载录。后来在长安留学的吉备真备和学问僧空海，在利用中国汉字的标音表意基础上，用汉字的偏旁部首，创造了日文假名字母——片假名和平假名，这样日本有了自己的文字。由于汉字与日本文字的深刻渊源关系，中国文学的形式风格乃至思想内容都影响到了日本，并给日本文学以深刻启示。

　　其四，对隋唐建筑风格、生活习尚的模仿。日本在“大化改新”后逐渐接受了建立统治中心的意识。先后在奈良、京都建起了藤原京、平城京和平安京，都是仿照唐朝长安城的规模修筑的。其中，平城京最为典型，被日本史家称为“富有国际性的小长安”。与此同时，在生活习惯上，日本也习染唐风。学会唐朝制茶方法；日本人长期也过春节、端午、中秋等节日，也在重阳节登高；日本的和服也是由唐朝服装改进而来；他们还向唐朝学会了制豆腐、酱油、榨糖、缝纫等工艺，围棋等技艺和相扑、马球等体育活动也是从唐朝传入的。

　　二、隋唐政府及民间人士热情礼遇日本使者

　　遣隋使、遣唐使之所以能够顺利、高效的完成对中国文化的学习、吸收，与隋唐朝野上下的盛情相待是分不开的。

　　——盛情接待遣唐使团的到来。唐代各级政府信守睦邻友好的民族传统，对踏上大唐国土的使团成员都盛情相待。有关州府一旦得到日本使团抵达的报告后，马上迎进馆舍，安排食宿，一面飞奏朝廷。地方政府派专差护送获准进京的使团成员去长安，路途一切费用均由唐朝政府负担。到达长安后，有关政府官员率马相迎，并以酒脯慰劳；其次在相关官员的引领下，下榻于专门接待外国使节的四方馆，由特设的监使照料其衣食住行等；最后是谒见皇帝，接受赏赐。有时为表示特别欢迎，唐皇还令画师为大使画像作纪念。

　　——对使节、留学生（僧）照顾备至。遣唐使臣在长安和内地一般要逗留一年左右，可以到处参观访问和购物，充分领略唐朝风土人情，期间使团成员的食宿衣着由鸿胪寺卿负责，每人给绢二十五匹，定期给口粮。随使团前来的留学生大多到唐朝最高学府国子监学习，一经入学，衣食住行等全由唐朝政府提供。学有所成的日本留学生（僧）还会受到奖励和重用，如留学僧空海在青龙寺学习真言密宗，品行端正、学业精进，被破格施以灌顶，赐法号“遍照金刚”，并被指定为密宗的第八代祖师；园行在试举经文时，对答如流，被唐文宗赐冬法服，绿绫二十匹；阿倍仲麻吕深得玄宗、肃宗的信任，在唐官至从三品秘书监。

　　——热情欢送使节归国。遣唐使归国前照例有饯别仪式，设宴畅饮，赠赐礼物，珍重惜别。唐朝政府还提供返回途中的费用，最后遣唐使一行由内使监送至沿海，满载而归。留学生吉备真备等人归国之时，唐玄宗还特地派遣鸿胪寺卿为之办理回国手续，另赐御诗。隋唐为了增进两国友谊，还曾先后派出了十余次遣日使。

　　——民间人士的友善相待。除了官方政府，唐代民间人士、文人学者对日本来使真诚相待，许多中国学者、僧侣与留学生（僧）建立深厚友谊。吉备真备在唐朝学习了17年；阿倍仲麻吕自19岁来唐，在中国生活了54年，终生在唐为官，与李白、王维、储光羲等文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日本留学僧游历各地寺院时，也受到各地寺院的热情接待，空海在长安收集经典、打造法具、摹写佛画都得到了长安市民和技师的帮助。唐朝也有一些文人、僧人去日本传播中国文化。其中高僧鉴真一行，对日本影响最大。

　　隋唐时期中日交流揭开了日本学习中国一千年的序幕，此后以至明朝，日本都在继续吸收中国文化，并在消化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大力进行文化创新，完成了日本文化特色的构建。反观近代日本发展快于中国后，处心积虑以武力侵犯中华领土，部分日本学者不顾历史事实，试图废弃汉字文化，狂妄诋毁儒学，肆意篡改历史教科书，以摆脱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对隋唐时代中日人民友谊的背叛深深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其结果于己于人都有害。只有做到“领先而不称霸，强盛而不扩张；领先不忘睦邻，强盛更要友邦”，才能为中日关系发展带来生机。（作者系市社科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