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些社会问题，我们总想通过法律解决，很多时候法律的确可以解决若干弊病，但它并不是万能灵药。一般来说，只有危害社会秩序，或者损害他人权利，而且达到了一定程度，法律才能介入。生活中，动不动就祭出立法武器，那还需要道德、宗教干嘛呢？

　　不过，如果用这个标准审视微信朋友圈谣言，也的确到了法律出马的时候了。曾有人调侃，微博有“三宝”，分别是“转发、滴蜡和祈祷”。而微信朋友圈也有“三绝”，就是“谣言、代购和鸡汤”。

　　比如，人们都熟悉的微信谣言，“某某孩子丢了，父母非常着急，有信息的麻烦拨打电话137××××××××”“美国苹果公司的iPhone7自带地图把钓鱼岛划给了日本，这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全体中国人都要坚决抵制……不转不是中国人”。前者打过去，多半是收费电话；后者则被证明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一些谣言让微信朋友圈乌烟瘴气，“变种”此起彼伏。

　　谣言形式各异，危害诸多，但并不是所有谣言，都必须接受法律惩治。比如，“从某月某日零时开始，杭州市将开启高清摄像头抓不系安全带”等，类似谣言还有很多，只不过换了地点和时间的外衣。这类谣言，虽符合“捏造”的特质，但没有多少现实危害，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减少事故之客观效果，当然不需要惩治。

　　需要法律制约的谣言，必须是特定种类，并且造成了特定后果。我国《刑法》第291条规定：“编造虚假的险情、疫情、灾情、警情，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或者明知是上述虚假信息，故意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可能构成的罪名，还包括诽谤、寻衅滋事、敲诈勒索、非法经营犯罪，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煽动暴力抗拒法律实施罪，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等。

　　当然，追究刑事责任，这是比较严重的情形，更轻一点的责任，是行政责任。《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5条规定，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等行为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

　　如果对他人权利造成了损害，就需要承担民事责任。依据《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等法规，侵犯了公民个人的名誉权，或者侵犯了法人的商誉的，要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及赔偿损失的责任。

　　比如，2014年的国内首起微信传谣诉讼案，某微信公众号因刊登两篇涉及安利公司的谣言文章，运营者被安利（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告上法庭。最后，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公众号运营者删除谣言文章，并在微信公众号发布道歉信，向安利公司支付1元人民币赔偿金。近来，因为微信谣言导致被巨额索赔的民事案件屡见不鲜，也发出了依法维权的强烈讯号。

　　诚然，谣言极其可恶，理应依法打击，却不能在倒洗澡水的时候，将盆中的孩子也一并倒掉。以中国之大，言论自然“良莠不齐”，虽说谣言满天飞，却也有箴言遍天下。惩治微信朋友圈的谣言，需要分清微信朋友之间，开玩笑与恶作剧的界限，尤其不能因噎废食，损害了一项重要的公民权利——言论自由。

　　但在客观上，要辨清言论自由与谣言界限，也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情。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的言论自由应该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正常之言论，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边界，自会与谣言势不两立。但问题在于，某些言论，甚至是重要的言论，事实“含金量”并不足，甚至措辞还带点“瑕疵”。对于这些言论，为避免伤及舆论监督权利，如果并没有造成严重的现实危害，大可不必归为谣言之类加以“制约”。

　　一个经典事例，便是1960年美国《纽约时报》诉苏利文案。该报刊登的一篇为马丁·路德·金法庭诉讼募集捐款广告，部分言辞并不准确且修辞略有夸张。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布伦南认为，公共讨论中有错不可避免，为舆论有效性应容忍一定错误，由此确定了美国诽谤判决沿用至今的主观恶意准则：如要诽谤判决成立，必须证明被告怀有主观恶意。

　　同样，在微信朋友圈的转发中，判定是否是谣言，除了“事实标准”之外，不妨也考虑“主观恶意”。现实中，许多谣言的主观恶意非常明显。比如，将苹果公司iPhone手机与钓鱼岛问题“挂钩”的，很明显带有黑竞争对手的嫌疑，而不是“一腔爱国热情”。对此，我们就不能用保护言论自由的法律盾牌，将此类卑劣的行径保护起来。

　　“谣言并非止于智者，而是止于下一个谣言”。在法治社会，微信朋友圈谣言应止步于法律。现实情况是，从立法、执法到司法，再到公民的法治意识，都还需砥砺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