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流传着这样一段视频，在陈仲伟医生的烛光追悼会现场，一个即将毕业的女医学生诉说：“这两天的报纸头条为什么都是抨击医生的事情？现在的记者用笔来陷害医生，他们根本就不是媒体人，他们根本就不叫做人。”

　　在各种评论文章中，除了为医生“鸣不平”的强劲声援外，媒体报道医患关系时的职业操守及新闻伦理问题，也是批判的焦点。从“茶水代尿”事件到“缝肛门”、“八毛门”，某些媒体记者在医患报道中存在一些职业失范行为。由于医学专业知识不足而造成的误报、误读也不在少数。一些媒体在报道中本能地把患者当作“受害者”，没能很好地平衡医患报道。

　　但是，相比“无良”媒体的哗众取宠，应该看到还有很多媒体人，为了医生生存状况及医疗行业制度的改进，为了保护患者的合法权益进行了数量众多的报道，这就是媒体承担社会责任的表现。

　　我理解医生的委屈与不满，然而，造成医患矛盾尖锐、医患缺少互信的原因有很多。对医生而言，要求管理部门推动医疗体制进步，加强对医生人身安全的保护，比骂记者“无良”更紧迫。而媒体及记者如何客观记录、公允评论、推动改革，也是一个尤为重要的课题。这直接关系着医患双方乃至全社会能不能在理性的思维框架下达成“和解”。

　　对于任何题材、任何内容的新闻报道来说，充分的采访、扎实的调查及公允的立场，永远是新闻媒体的立身之本。至于怎样完成涉及医患问题的专业类报道，纵观国内外媒体的新闻理论与实践，有这样几条经验供参考：

　　保障医患报道中平等的“话语权”

　　记者应在深入了解事件背景后，将医患双方的观点同时报道出来，主动为医院、医生提供发声平台，以达到新闻报道的平衡性。

　　虽然“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更迎合受众的阅读心理，暴力行凶或医生骗钱的故事也更夺人眼球，但是医生救死扶伤的工作常态，也不应该被媒体忽视。

　　对于报道中涉及专业医学知识的问题，为使新闻报道更加客观，还应该采访第三方即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来对事件进行分析和定性，作为佐证。

　　以后续报道展示事件全貌

　　国外一些主流媒体，譬如《纽约时报》，在处理医患报道时一个较成功经验就是善于运用连续报道的方式，对事件进行追踪报道，以达到报道公正、客观。

　　马克思在19世纪中期提出：“只要报刊有机地运动着，全部事实就会完整地被揭示出来。”媒体要在事物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基于当前事实进行报道，但是不能草率地给一个新闻事件盖棺定论，应该多采用连续报道的方式，展现事情发展的全貌，尽可能地去接近真相。

　　如果在报道中的某一个阶段，媒体做出了不全面或有失公允的报道，应该及时澄清更正并做出必要的道歉。

　　持续呼吁政府作为

　　媒体应适当转移医患关系报道的焦点。目前我国医患关系报道焦点往往过度集中于事件本身。

　　譬如在报道医生收受红包、提成开药等问题时，不应一味批评院方或当事医生，而要从医疗体制角度作出剖析。将关注焦点放置在医疗领域的公共性和市场化形成的巨大矛盾等层面，而不是单就医生个人品德来定论。

　　毕竟，想根本杜绝医患纠纷演变为暴力事件，还需要完善医疗行业监管制度，同时降低患者申请投诉、寻求合理赔偿的难度系数。

　　加强记者自身素质

　　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部分媒体人不顾职业道德的约束，仅为实现“眼球经济”，不惜颠覆新闻事实，将医患关系的“阴暗面”过分突出和夸大，给本已紧张的医患关系火上浇油。

　　在处理负面新闻时，媒体应掌握分寸，不能仅靠小道消息或患者爆料就进行新闻报道。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应该慎重地核实事实信息，再进行转发或报道，不能因为追求时效性，就传播未经核实的消息。

　　同时，记者和编辑还应逐步提高自己在专业领域的知识积淀，提升辨识能力并勤于向专家求证，不轻易采信单一信源。

　　抵制网络媒体的“标题党”

　　网络媒体在对传统媒体报道内容进行转载时，“标题党”的问题尤为突出。由于移动端读者碎片化的阅读习惯，网络媒体往往在传播过程中删节、过滤掉部分内容，难以呈现事件全貌。

　　譬如在陈仲伟事件中，很多媒体在报道中，将“患者杀医”、“医生惨死”作为最重要的新闻点，选择性地忽视了行凶者患有精神疾病、并且是20多年前就诊后再无联系的患者等重要背景。

　　这些报道的确使新闻事件有了更强的传播能力与话题热度，但失实了。

　　面对着医患纠纷从言语冲突走向暴力行凶，面对着社会舆论从理性探讨走向喊打喊杀的现状，将社会所反映出的“戾气”归罪给媒体的“过度渲染”并不合适。

　　这种群体与群体之间、人与人之间的“误会”与“不理解”，是对他人缺乏信任与体谅的表现。它根植于社会转型期，来源于每一个对生活缺乏安全感与基本信任的动荡内心，同时与法律规制、福利保障的不健全有莫大关系。只有不断地推动制度改革与理性思考，才能有效地疏导社会负面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