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案例：“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邓小平为中央工作会议撰写的提纲。

　　1960年夏，因庐山会议后“反右倾”、“共产风”抬头，农业大幅度减产。而大跃进运动造成的问题也逐渐暴露。中央领导们急需一个改善的根本办法。12月24日召开的北京工作会议和1月14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要求，还提出1961年要成为“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

　　八届九中全会闭幕后，毛泽东率先身体力行，派出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三位秘书各带一个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调查，各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和一个最好的生产队，为期10天至15天。

　　1月26日，毛泽东乘火车离开北京前往广州，沿途听取了河北、山东等七个省委和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三个调查组组长的汇报，还同一些县委书记谈话。此后，胡乔木执笔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一封信》，要求“把深入基层，蹲下来，亲身进行有系统的典型调查，每年一定要有几次，当作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并且定出制度，造成风气”。此后，中央领导分赴各地进行调查研究。

　　刘少奇在湖南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和宁乡县花明楼公社炭子冲大队进行了44天的调查。在天华大队，他用化名和“分队长”的公开身份，住在养猪场。

　　与此同时，中央新派出了大批调查组。当时的情况使调查研究具有了无可比拟的重要性。正如毛泽东所说：“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

　　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堪称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领导制度的典范。会议由华国锋主持，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等出席，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各大军区和中央各部门的主要负责同志共212人参加会议。

　　会议进程中，两次突破原定议题对有关问题进行热议。第一次会议安排讨论工作重点转移和有关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时，讨论刚开始，谭震林就提出要为天安门事件、“二月逆流”、“百万雄师”等一些历史问题平反。陈云在12日的发言中，提出要重新评定陶铸、彭德怀等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等六条意见。他的发言受到与会者热烈响应，于是各组发言的重点都集中到平反冤假错案问题，以及党和国家的民主法治问题上。粟裕讲，“四人帮”长期凌驾于党和人民之上，是一个严重的历史教训，其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民主生活不正常，批评只能是上级对下级或平级之间，下级不能或不敢批评上级。谭震林说，一个领导人，如果人家讲了不同意他意见的话就叫反他，那还有什么民主集中制。张爱萍说，在悼念周总理问题上，“四人帮”的无理意见怎么能在政治局通过？让多数服从少数，这不正常，是严重教训。于光远在和别人的联合发言中提出：民主不是恩赐的，恩赐的民主是靠不住的。

　　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根据与会者的强烈要求，及时就平反冤假错案问题进行讨论并作出决定。决定今后不再设专案组，党内的交纪委，涉及司法的交由司法机关办理。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成为热点后，政治局特别是华国锋并未因其未列入会议日程而阻止讨论，依然鼓励大家畅所欲言。邓小平、叶剑英、华国锋三人在闭幕会上的讲话就此进行了总结。（以上参考韩光宇：《党史上贯彻民主集中制的会议典范》；山旭：《影响中国的三次调查研究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