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改革是凯末尔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

　　除以色列外，中东地区基本上都是清一色的伊斯兰国家，它们是现代化运动的后来者，现代化改革肇始于西方的影响。但中东国家启动现代化的原动力、经济结构、社会基础、价值取向和文化诉求等明显有别于西方，从而决定了中东国家不可能完全照搬西方模式来推进本国的现代化。

　　近代以来，中东地区的现代化改革运动，曾先后经历了三次高潮。第一次高潮是在奥斯曼帝国后期，大致从18世纪中期持续到19世纪下半叶，时间长达百余年。其主旨在于：寻求救亡图存和强国之路，以扭转帝国面临的内外双重危机。这一时期的现代化改革运动先以带有明显“重武”和“强军”色彩的军事改革为主导，随后逐渐由器物层面的军事改革，进而深化到政治、经济、法律、教育和社会文化生活等领域，勾勒了帝国全面变革所遵循的方向和蓝图。第二次高潮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20年。一战后，中东地区陆续诞生了土耳其、伊朗、阿富汗和沙特王国等第一批独立或形式上独立的民族国家。凯末尔率先在土耳其实施以政教分离为核心的世俗化和民族化改革，选择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定位。紧接着，伊朗和阿富汗效法凯末尔，分别在各自国内进行了相应变革。沙特王国则依据伊斯兰教立国的原则在本国推行非世俗化的改革尝试。上述改革构成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中东现代化运动的主要内涵。第三次高潮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半个多世纪。二战后，中东国家纷纷摆脱殖民枷锁，建立民族政权，中东独立民族国家体系形成。民族国家是现代化的载体，在战后世界各国现代化大潮勃兴之际，中东国家开始全面投入到战后的现代化运动中。阿拉伯共和制、君主制国家，以及土耳其、伊朗和阿富汗等国，都根据自身的具体国情，选择不同的现代化之路，形成了二战后影响力最大的现代化运动。

　　现代化对中东国家来说是一个全新课题，现代化运动不同程度地推动了各国的物质文明和社会进步。但囿于内外多种因素，中东国家的现代化屡遭挫折，概括起来，其现代化实践呈现以下几大特点：

　　中东是发展中国家最早启动现代化的地区之一，属于外源型和后发型。它从点到面，逐步拓展，经历了漫长的演进过程。历史上，中东地区一直是以农牧和小手工业为经济主干的农业社会，按照唯物史观的理论，只要这种社会形态未发生根本性改变，其社会和政治肌体里就难以萌生先进生产力和现代思想赖以生成的内在依据，现代化的诉求更不是本土文化的运动结果。但中东毗邻欧洲，最早受西欧现代化之风的冲击，为该地区较早启动现代化提供了条件。它以奥斯曼帝国为先导，伴随时光的推移和中东政治地图的衍化，经历了由一国到多国，再由多国到所有中东国家的演变过程。不过，中东国家因长期遭受殖民统治和本国具体国情的局限，导致其在推进现代化发展时软硬件基础的先天不足。特别是二战后中东国家现代化战略的“错位”选择，从而注定了中东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曲折性和迟缓性。

　　中东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名目繁多，具有多元特色，但大体上都可归类于混合型，是一种尚未定型的现代化选择。它兼具资本主义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两种模型的不同特点，是将两大对立模型合成而产生的一种中间发展形式。从本质上看，其现代化方向趋于一种边缘化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另一方面，国家的直接干预和“超政府力量”的存在，一直主导着各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东地区的现代化运动不是各国经济形态根据自身规律发展或出自社会内在累进的必然结果，主要是由非经济因素并采用强制性手段来推进的，国家和“超政府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现代化的方向。现代化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国家干预的水准和“超政府力量”所具有的能量。这成为中东国家现代化战略缺乏连续性和一致性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中东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政治发展普遍滞后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并未促成社会和经济结构发生质的飞跃，实现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之所以如此，其关键是各国一直未能形成能够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社会力量，中东国家大都没有真正经历过现代大工业血与火的洗礼，即使那些拥有世界一流先进石油工业的海湾君主国也概莫如此。君主国的石油工业化是凭借“地租性收入”，即由非再生资源变为石油美元，并且主要依靠外力在短期内完成的，而国民参与石油活动的人口比例甚少。与此同时，经济腾飞也没有促成中东国家相应的政治变革，形成一整套适宜现代化健康发展的民主政治机制。

　　中东是多种矛盾和冲突的迸发区，又是国际政治的热点，中东地区缺乏现代化所必需的稳定的内外环境。二战后，中东一直是世界上战争频率最高和战争规模最大的地区，战争造成的破坏及其带来的直接和间接损失无以数计，它使中东国家的现代化长期陷入极其艰难的境遇。换言之，中东国家依然缺乏现代化进程所需要的适宜氛围，以及民众对现代化得与失的理性认知。

　　进入新世纪后，经济全球化为现代化增添了新内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中东国家来说，传统价值观与思维范式的转换和人的解放既是各国推动社会、经济和政治变革的动力，也是其激活现代化创造力的源泉。中东国家正在不断借助科学与理性来重建圣俗统一的平衡机制，试图逐步理顺诸如宗教与世俗、神性与人性、东方传统文明与西方现代文明之间的各种内在关系，并在彼此矛盾的运动中推进本国的文明演进。同时，中东各国也在不断对自身的现代化实践进行自省与反思，以便找到更适合其国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以色列是中东地区唯一的非伊斯兰国家，其现代化进程发轫于1948年建国后，主要融汇了欧美乃至东亚“四小龙”发展模式的一些精髓，是当今中东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国家，被喻为“中东的瑞士”“西亚的日本”“地中海的香港”，也是中东地区目前唯一实行议会民主制的国家。以色列作为“现代化迟来者”，坚持科教兴国和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在短短几十年内完成了工业化进程，建立了一整套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位列世界高收入国家。以色列的现代化成就集中体现在军工、高科技、文教卫生和农业等领域，它为世界各国在这些领域的发展提供了先例和宝贵经验。

　　然而，以色列的现代化虽具有典型意义，但并不具有普适性。例如，以色列严重依赖外部的支持，美国的援款、战后德国的赔款和世界犹太人的捐款等三大款项，长期占以色列每年GDP的18%—20%.以色列的这种“借力”途径，以及美国对它的全面支持，是其他国家难以效仿的。（作者单位：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