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只有将乡村放在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格局中理解，才能从全局上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张良镇返乡创业者杜飞飞夫妇通过“公司+合作社+农户”的产业发展模式，打造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姜山”，成了张良镇重要的带贫支柱产业。新华网发 杨天增 图

　　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我国已经由“乡土中国”进入“城乡中国”阶段，这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背景。2000年以后，我国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由2013年的35.93％提高到2019年的44.38％，农村人口市民化进程取得突出成效，1亿多农业转移人口有序实现了市民化。

　　城镇化的快速推进，除了带来城镇化率的快速提高，更重要的是让我国的城乡关系格局也发生了深刻变化。近年来，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的趋势十分明显，扭转了农村劳动力、人才净流出的格局。此外，随着农村土地制度、集体产权等制度改革的顺利推进，阻碍城乡要素流动的藩篱正在逐步打破。城乡关系开始慢慢从城市对农村资源的“单向吸纳”转向城乡之间的“双向对流”。

　　当前，县域在城乡一体化的格局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我国城镇化节点的吸纳能力来看，以县城为代表的中小城镇的集聚能力明显增强。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小城市的城镇人口占全国城镇人口的比重也达到了61.9%。在可预见的未来一段时期内，以县城为代表的中小城镇将是城镇化的主要空间载体，县域城镇化也是我国城镇化的重要动力。县域内已经形成了人口、产业和公共服务城乡融合发展的趋势。

　　目前许多县域，甚至包括许多中西部地区，县域城镇化趋势十分明显，一部分经济收入较高的返乡农民工通过“打工挣钱、县城买房”的方式实现了县域城镇化，教育、医疗和婚姻等因素是他们选择在县城买房的直接原因。县域城镇化有着很强的代际分化，即使那些已经进城买房的家庭，老人也很有可能还在农村，呈现出家庭在城乡之间“撑开”的格局，这些进城人口也成了在村庄和中小城镇、县城流动的城乡“两栖”人口。人口在县域内不同城镇节点的分布和城乡之间的两栖流动，将是未来中国城乡关系格局中的常态。

　　除了城乡关系，工农关系也发生了重要变化，县域内的产业也呈现出城乡融合发展的趋势。乡村产业是一、二、三产融合的多元产业体系，许多农村都发展了特色农产品种植养殖业，或者利用本地优势资源发展了农副产品加工业，以及乡村旅游业、服务业。这些乡村产业很多都是城乡融合进程中的城乡一体化的产业形态，是城乡之间要素流动的结果。许多地区社会资本进入乡村，充分利用乡村资源、劳动力发展了新业态。在新技术应用的背景下，许多地区也通过“数字下沉”和“产业升级”方式，发展了数字农业、农村电商等新兴乡村产业。随着城乡之间的要素流动更加通畅，乡村产业将更加深度融合，新产业、新业态也将不断涌现，乡村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压舱石和稳定器，是中国经济“内循环”的重要一环。

　　乡村不是孤立的乡村，是城乡融合体系中的乡村。乡村振兴要立足于县域融合发展的思路，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政策体系和机制体制。县域是城乡融合的基本单位，对协同推进乡村振兴起到关键作用。新时期，重塑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着眼于县域，落脚于县域。应该科学制定城乡融合的产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城乡统筹规划和生态保护规划；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力度，夯实旧基建基础、补齐新基建短板；通过土地、产权等制度改革，实现县域内的要素自由流动；补齐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短板，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全面提升城乡基层治理能力，夯实基层治理基础。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