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广东，围绕着数家家电制造业巨头，连续爆发剧烈的劳资纠纷。

    4月15日，一条图文并茂的帖子被广泛转发。帖子爆料称，4月14日，格兰仕（中山）电器有限公司约2000名工人从凌晨零点开始，将宿舍、饭堂、车间流水线、超市、大门、电动叉车、警车以及办公室电脑设备等悉数砸毁，工厂所有保安跑光，一直持续到凌晨6点，有大批特警进厂戒备，公司总裁亲自到厂道歉。

    格兰仕官方随即发出一份声明，称此次是“200多名员工聚集事件”，并将原因归咎于新员工酒后闹事。但媒体事后调查认为，事件远没有如此简单——一个主要原因是企业没有兑现最初的工资承诺，且要超时加班。

    几乎与此同时，知名白电企业美的工厂也出现“工人主动停工”，格力则被爆克扣员工数千万奖金，被扣上“血汗工厂”的帽子。

    虽然在企业和政府的积极努力下，这些纠纷没有进一步酿成严重的社会后果，但其中深层原因却耐人寻味。

    在外贸形势严峻、内需不畅的背景下，加上以劳动力成本为核心的比较优势日益式微，称雄世界的中国家电业在建立了无与伦比的规模优势后，陷入转型困局。

    家电制造由于先天技术储备不足，过去的市场扩张基本建立在低成本优势基础之上，所谓制造营销为王，当市场压力巨大，尤其是制造业资本遇到强大的商业资本压迫和电子商务的冲击，便会通过进一步压缩生产成本的方式来缓解压力，而首当其冲便是变相压低乃至拖欠工人工资福利水平，成为劳资矛盾激化的导火索。

    客观而言，类似事件是企业转型升级必然要经历的阵痛。当务之急是尽可能将阵痛降到最低。

    以格兰仕为例，从1996年8月开始，其微波炉第一次降价，平均降幅达40%，当时一台松下微波炉在中国市场售价为3000元以上，而格兰仕微波炉的价格则控制在1600元左右，仅相当于前者的二分之一。此后7年间，格兰仕共进行了9次大规模降价，每次降价幅度一般都在30%～40%.1999年，格兰仕独享国内市场70%以上的份额，把国内市场微波炉生产厂商数量从100家打到不足30家。格兰仕同样以价格优势挺进空调、洗衣机等大白电，但由于企业没有定价权且始终迷信低价策略，成效并不理想。

    随着整个家电市场的日益饱和，低价带来的规模并没有真正转化成利润。更可怕的危机是：由于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带来了消费的全面升级，但缺乏核心技术尤其是研发创新投入不足，导致中国家电乃至整个制造业在劳动力红利逐步丧失的情况下，失去了赢得新兴购买力人群的机遇，近些年，进口家电在中高端消费反而大有卷土重来之势。

    于是，一个恶性循环出现了：越没有向更高利润升级的能力，便越需要规模支撑生存发展，而降低成本便成为接近唯一的法宝。但这些年农民工外出务工的数量增幅持续下滑，加上80后90后务工群体自我意识、权利意识的苏醒，政府相关保障职工工资福利的法规逐步完善，导致企业的低成本扩张遭遇到更大的风险，各类纠纷先从中小企业频现，最终波及到中国家电巨人。

    这首先说明，在中国制造内忧外患的背景下，家电业提升整体技术管理水平，完成竞争力重塑已经迫在眉睫。这一方面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尤其是推动金融的普惠制改革，为企业创造更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依托新兴的电子商务等新兴营销平台而非简单压低职工工资来控制成本，在此基础上加大研发投入，通过科技创新引领市场，获得市场定价权，并赢得新兴购买力人群，获得更充分的利润空间。

    其次，结构性用工荒持续出现以及用工成本的上扬，是一个历史发展的必然，与其规避法规，坑害职工合法权益，不如构建真正平等的劳动关系，依法建立工资集体协商机制，而相关部门也当负起责任，扮演好服务者、协调者和公正的执法者。

    按照GDP来算，中国排名世界第二；按奥运体育金牌来算，中国还是世界第二。但在2014年全球社会进步指数排名中，中国仅名列第90. 这个排名主要是对一个国家在社会和环境方面的表现进行评估，而不是经济产出方面的表现。目的是为了让各个国家的政府和企业重视社会进步，并将其作为首要任务。

    如果没有超越利润之上的追求，没有造福全社会的发展诉求，企业就缺少了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注定行而不远。当下置身转型困局，善待职工，凝聚共识比什么时候都重要。而这又需要法治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我们有理由对当下深化改革寄予厚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