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通常基于索洛模型来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因此，人口红利、先进技术的引进和高投资率被普遍视为中国过去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然而，以资源配置优化为背景的索洛模型，并不适用于解释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的经济增长。这是因为，索洛模型的分析前提是资源已经优化配置了，在这一前提下，索洛模型解释了人口、技术、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机制，而在分析我国的经济增长过程时，并不符合资源已经优化配置这一前提，所以也就无法借助于索洛模型，来解释近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以及中高速增长。

　　众所周知，我国改革开放前实行的是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资源配置极度扭曲，经济效率低下：一方面，产品生产与需求脱节，人们需要的大量产品未能生产，而所生产的产品往往并不存在相应的需求；另一方面，大量资源或生产要素并未进入到最有效率的生产过程而被低效率地使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逐渐放松了对整个经济的计划管理和管制。通过农村中土地承包经营制的推行、城镇国有企业改革、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构造了市场所必需的排他性产权关系；通过放开从消费品到土地等生产要素的价格，放松对商品和生产要素的购销管制，我们的市场体系逐渐形成并不断发育，价格机制逐渐替代计划管理在资源配置中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开始在市场需求的引导下配置资源，从而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需要。同时，农村劳动力从低效率的农业生产转向效率更高的工商业活动，专业人才进入其擅长的职业及岗位，这不仅提高了劳动效率，也带来了技术的进步。通过竞争性要素市场，资金、矿产品、原材料、机器、设备等进入有更高使用效率从而出价更高的行业和企业，城市土地从工业用地向更有效率的商业、住宅转移。而对外开放政策，则使我们能以自身的比较优势，在全球范围来优化资源配置。

　　在资源配置极度扭曲的前提条件下，通过改善资源配置，就能够获得提高经济效率、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巨大空间。改革开放前的资源配置越是扭曲，经济效率越是低下，通过改善资源配置所能增进的效率就越大，经济增长率也就越高。改革开放政策，正是因其校正了之前极度扭曲的资源配置，从而成为中国过去30多年持续高速增长的最主要源泉。换句话说，正是这一“改革红利”带来了中国前一阶段的高速增长奇迹。随着资源配置的不断优化，改善资源配置所能带来的增长空间日益缩小，经济增长速度必然会逐渐放慢。这可以解释在经济新常态下，为什么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由高速转向了中高速。

　　当资源配置逐渐趋于优化时，通过“改革红利”或者说通过改善资源配置来实现经济增长的空间便会越来越小。这时，中国经济将跻身于发达国家之列，并进入索洛模型所描述的状态，即：在资源配置已经优化的背景下，除非技术进步、劳动力增加，否则经济将只能缓慢地增长。事实上，发达国家都经历了从高速到中高速，再到资源优化配置条件下的缓慢增长过程。

　　虽然我国的资源配置在改革开放后得到了不断优化，但并不意味着目前的资源配置已经完全优化。我们仍然存在着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改善资源配置来增进经济效率，从而在未来一段时期维持中高速经济增长的空间。为此，就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比如，进一步放松各类市场管制，放开资源价格，减少各类审批，放开行业准入，让资源在价格的引导下自由流动，通过市场的力量来优化产业结构及经济结构。再比如，培育更具竞争性的金融市场。多样化可近乎连续替代的金融产品及衍生品，在优化资金配置的同时，还有助于降低金融市场波动，有利于市场的宏观微调。还比如，大力推进城镇化进程，进一步优化劳动、土地的资源配置。让农民稳定在城镇，承包地向农业大户及农场化经营集中，在宅基地流转中为城镇发展提供更多的土地。（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