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女排的2020:心中有目标 身边有战友
“2020年格外特殊,不论对我们的球队还是对我个人来说都极其艰难、很不平凡。整整7个月,我们几乎消失在公众视野……”8月29日,中国女排主教练郎平发表长文,回顾和总结中国女排的2020。
-
叶锦添:创作就像“打跟头”
科学家名片:程开甲(1918—2018),中共党员,物理学家。我国核武器事业开拓者之一、核试验科学技术体系创建者,中国科学院院士、原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常任委员。
“我所做的一切,都和祖国紧紧联系在一起”
讲述人:程开甲之女 程漱玉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父亲选择了科学救国的道路,来到浙江大学。开学不久,上海失守,杭州告急,日军步步紧逼。浙江大学在校长竺可桢领导下搬迁了6个地方,在贵州湄潭完成了7年的流亡办学。
在颠沛流离的办学途中,竺可桢做了题为《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的著名演讲。他说,中国要想强盛,要使日本或别的国家不敢侵略中国,只有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别人是靠不住的。听完演讲,父亲写下两行字——中国挨打原因:科技落后。拯救中国药方:科学救国。
1946年8月,父亲来到英国爱丁堡大学,成为著名物理学家玻恩教授的学生。然而,旧中国的孱弱,让身在异国的父亲备受歧视,激发了他强烈的民族自尊心。
1949年4月20日,渡江战役前夕,英国“紫石英号”军舰擅闯解放军前线防区。解放军在多次警告无效的情况下断然开火,“紫石英号”中弹30余发、升起白旗。看到此事的新闻报道后,父亲无比激动:“我第一次有‘出了口气’的感觉,走在街上把腰杆挺得直直的。”
新中国的成立,让父亲看到了中华民族腾飞的希望。1950年,他毅然回国,开启了“忠诚奉献、科技报国”的人生。几十年后,有人问他,如何评价自己当初的决定?父亲寥寥数语:“我如果不回国,可能会在学术上有更大的成就,但最多是一个二等公民身份的科学家。绝不会有这样幸福。而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和祖国的生活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面对国家建设和国防的需要,父亲从没提过任何条件。1952年至1962年10年间,他做了4次重大转变,每次都放弃已有成绩,进入全新的领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党中央作出了自主研制“两弹一星”的决策。1960年,在南京大学任教的父亲受命赶赴北京,成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队伍中的一员;1962年夏,又成为原子弹爆炸靶场试验的技术总负责人。从此,他成功决策、组织、指挥了包括原子弹、氢弹、两弹结合、地下平洞、地下竖井等“6个首次”在内的30多次核试验。
地下核试验被称为“看不见的辉煌”,所有一切都被封在很深的地下。但对研究来说,必须了解地下核爆炸的现象及破坏效应。父亲当然知道核辐射对人体健康的危害,但为了科研需要,他提议:对地下核爆炸现场进行开挖。
第一次地下平洞核试验完成1年多后,洞内辐射和温度降低到一定水平。但地下核爆炸现场被开挖后,环境仍然凶险。父亲全然不顾,与技术人员一起,穿上简单的防护服,戴上口罩、手套和安全帽,拿着手电筒,爬进测试廊道、测试间,甚至最危险的爆心,通过实地考察取得了第一手重要资料。
1982年,第一次地下竖井方式核试验零时一过,父亲就走出主控站,坐车直奔爆心地表面。他赶到时,地面已经扬起尘土、出现裂缝,并产生强辐射。但父亲仍坚持在爆心上方的地表仔细察看后才离开。警卫员问:“首长,你不担心身体吗?”他说:“担心啊,但我更担心试验事业,那也是我的生命。”
每次作“两弹一星”精神报告,父亲都会说:“我们的核试验,是所有参加者、有名的或者无名的英雄们,在弯弯曲曲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完成的,核试验事业的光荣属于所有参加者。”
科学家名片:朱光亚(1924-2011),中共党员,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原主席,中国工程院原院长、党组书记,原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原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主任,原总装备部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祖国需要之际,吾辈当竭尽心力”
讲述人:朱光亚之子 朱明远
1938年6月,为了躲避战乱,爷爷托人将父亲兄弟三人送到重庆,继续学业。1941年夏,父亲以优异成绩从南开中学毕业,选择原中央大学物理系就读。
一年后,西南联大在昆明、重庆两地大学招收一、二年级转学生。父亲得知消息,立即报名参加考试。到西南联大报到那天,学校发给每个新生一份铅印的西南联大校歌。父亲回忆说,校歌让他激动不已。特别是那句“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每当唱起,心底就会激扬起一股向上的力量。
1945年8月,父亲毕业留校任物理学系助教,不久后,被选拔赴美学习制造原子弹。那时,爱国民主运动蓬勃开展,父亲已经接受了一些进步思想,加上抗日战争的影响,当他得知是国民党政府派自己去美国时,很不情愿。征求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有关人员意见后,才决定前去。1946年9月末,父亲与李政道、唐敖庆等人到达旧金山。刚踏上陌生的土地,一行人却被告知“美国政府决定,凡是与原子弹有关的研究机构,包括工厂等,外国人均不得进入”。讶异之余,大家定下心来,分别选择了与原子弹技术相关的专业继续学习。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消息传到美国,中国留学生奔走相告。就在这一天,父亲决心回国。他在就读的密歇根大学及所在城市动员中国留学生:“祖国迫切地需要我们!希望大家放弃个人利益,相互鼓励,相互督促,赶快组织起来回国去。”
1949年末,父亲牵头起草了《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信中写道:“我们是在朝着充满光明前途的大道上迈进,这个建设新中国的责任是要我们分担的……我们该马上回去了”,并把这封信分送给美国各地的中国留学生传阅、讨论,同意者在信上署名。
1950年2月,父亲终于回到了祖国。1952年春,中央决定从国家机关、高等院校抽调一批政治可靠、英语水平高的优秀人才担任翻译,赴朝参加停战谈判。作为北大最年轻的副教授,父亲被选中。组织上要求对外保密。收拾行李时,母亲问:“到哪里去?”父亲含蓄地说:“到东北打老虎去!”
1959年7月1日,组织找父亲谈话,想调他到核武器研究所参加原子弹研制工作。父亲毫不犹豫地答应了:祖国需要之际,吾辈当竭尽心力!
不久,35岁的父亲调任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后来,他回忆说:“在中国核武器早期研制工作中,我所起的作用,犹如一个瓶子口。上面的方针和下面的意见,都要经过我这个‘瓶子口’来承上启下,有的还要经过筛选、过滤,摘其主要归纳上报。”
父亲严谨细致的科学精神和治学态度影响了一代人,九院机要秘书处的女干部张立敏阿姨就是其中一位。刚上班时,父亲请她起草一份报告。报告上交后被退回来,一个大大的红叉从头打到尾。她当时就落泪了。仔细一看,后面附着父亲自己工工整整写成的一份报告。仔细琢磨两份报告的不同后,张立敏明白了报告到底应该如何写。
父亲和我们聚少离多,在我们眼中,他一辈子都在工作。他留给我们的物质财富不多,但留下的精神财富,我们一生都学习不完。
(记者 张胜、詹媛、王斯敏)
“2020年格外特殊,不论对我们的球队还是对我个人来说都极其艰难、很不平凡。整整7个月,我们几乎消失在公众视野……”8月29日,中国女排主教练郎平发表长文,回顾和总结中国女排的2020。
在杭州市富阳区洞桥镇见到小方时,她刚结束暑假最后一期生存挑战营。炎炎夏日里与孩子们5天4夜的朝夕陪伴,让这位90后姑娘的皮肤晒得黝黑,但她的脸上却丝毫不见疲惫。特别是聊起“野生君”,立马元气满满。
在刚结束的第十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上,记者专访了博纳集团董事长于冬,他谈了今后新主流电影该如何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