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名片：程开甲（1918—2018），中共党员，物理学家。我国核武器事业开拓者之一、核试验科学技术体系创建者，中国科学院院士、原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常任委员。

　　“我所做的一切，都和祖国紧紧联系在一起”

　　讲述人：程开甲之女 程漱玉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父亲选择了科学救国的道路，来到浙江大学。开学不久，上海失守，杭州告急，日军步步紧逼。浙江大学在校长竺可桢领导下搬迁了6个地方，在贵州湄潭完成了7年的流亡办学。

　　在颠沛流离的办学途中，竺可桢做了题为《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的著名演讲。他说，中国要想强盛，要使日本或别的国家不敢侵略中国，只有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别人是靠不住的。听完演讲，父亲写下两行字——中国挨打原因：科技落后。拯救中国药方：科学救国。

　　1946年8月，父亲来到英国爱丁堡大学，成为著名物理学家玻恩教授的学生。然而，旧中国的孱弱，让身在异国的父亲备受歧视，激发了他强烈的民族自尊心。

　　1949年4月20日，渡江战役前夕，英国“紫石英号”军舰擅闯解放军前线防区。解放军在多次警告无效的情况下断然开火，“紫石英号”中弹30余发、升起白旗。看到此事的新闻报道后，父亲无比激动：“我第一次有‘出了口气’的感觉，走在街上把腰杆挺得直直的。”

　　新中国的成立，让父亲看到了中华民族腾飞的希望。1950年，他毅然回国，开启了“忠诚奉献、科技报国”的人生。几十年后，有人问他，如何评价自己当初的决定？父亲寥寥数语：“我如果不回国，可能会在学术上有更大的成就，但最多是一个二等公民身份的科学家。绝不会有这样幸福。而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和祖国的生活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面对国家建设和国防的需要，父亲从没提过任何条件。1952年至1962年10年间，他做了4次重大转变，每次都放弃已有成绩，进入全新的领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党中央作出了自主研制“两弹一星”的决策。1960年，在南京大学任教的父亲受命赶赴北京，成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队伍中的一员；1962年夏，又成为原子弹爆炸靶场试验的技术总负责人。从此，他成功决策、组织、指挥了包括原子弹、氢弹、两弹结合、地下平洞、地下竖井等“6个首次”在内的30多次核试验。

　　地下核试验被称为“看不见的辉煌”，所有一切都被封在很深的地下。但对研究来说，必须了解地下核爆炸的现象及破坏效应。父亲当然知道核辐射对人体健康的危害，但为了科研需要，他提议：对地下核爆炸现场进行开挖。

　　第一次地下平洞核试验完成1年多后，洞内辐射和温度降低到一定水平。但地下核爆炸现场被开挖后，环境仍然凶险。父亲全然不顾，与技术人员一起，穿上简单的防护服，戴上口罩、手套和安全帽，拿着手电筒，爬进测试廊道、测试间，甚至最危险的爆心，通过实地考察取得了第一手重要资料。

　　1982年，第一次地下竖井方式核试验零时一过，父亲就走出主控站，坐车直奔爆心地表面。他赶到时，地面已经扬起尘土、出现裂缝，并产生强辐射。但父亲仍坚持在爆心上方的地表仔细察看后才离开。警卫员问：“首长，你不担心身体吗？”他说：“担心啊，但我更担心试验事业，那也是我的生命。”

　　每次作“两弹一星”精神报告，父亲都会说：“我们的核试验，是所有参加者、有名的或者无名的英雄们，在弯弯曲曲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完成的，核试验事业的光荣属于所有参加者。”

　　科学家名片：朱光亚（1924-2011），中共党员，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原主席，中国工程院原院长、党组书记，原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原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主任，原总装备部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祖国需要之际，吾辈当竭尽心力”

　　讲述人：朱光亚之子 朱明远

　　1938年6月，为了躲避战乱，爷爷托人将父亲兄弟三人送到重庆，继续学业。1941年夏，父亲以优异成绩从南开中学毕业，选择原中央大学物理系就读。

　　一年后，西南联大在昆明、重庆两地大学招收一、二年级转学生。父亲得知消息，立即报名参加考试。到西南联大报到那天，学校发给每个新生一份铅印的西南联大校歌。父亲回忆说，校歌让他激动不已。特别是那句“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每当唱起，心底就会激扬起一股向上的力量。

　　1945年8月，父亲毕业留校任物理学系助教，不久后，被选拔赴美学习制造原子弹。那时，爱国民主运动蓬勃开展，父亲已经接受了一些进步思想，加上抗日战争的影响，当他得知是国民党政府派自己去美国时，很不情愿。征求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有关人员意见后，才决定前去。1946年9月末，父亲与李政道、唐敖庆等人到达旧金山。刚踏上陌生的土地，一行人却被告知“美国政府决定，凡是与原子弹有关的研究机构，包括工厂等，外国人均不得进入”。讶异之余，大家定下心来，分别选择了与原子弹技术相关的专业继续学习。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消息传到美国，中国留学生奔走相告。就在这一天，父亲决心回国。他在就读的密歇根大学及所在城市动员中国留学生：“祖国迫切地需要我们！希望大家放弃个人利益，相互鼓励，相互督促，赶快组织起来回国去。”

　　1949年末，父亲牵头起草了《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信中写道：“我们是在朝着充满光明前途的大道上迈进，这个建设新中国的责任是要我们分担的……我们该马上回去了”，并把这封信分送给美国各地的中国留学生传阅、讨论，同意者在信上署名。

　　1950年2月，父亲终于回到了祖国。1952年春，中央决定从国家机关、高等院校抽调一批政治可靠、英语水平高的优秀人才担任翻译，赴朝参加停战谈判。作为北大最年轻的副教授，父亲被选中。组织上要求对外保密。收拾行李时，母亲问：“到哪里去？”父亲含蓄地说：“到东北打老虎去！”

　　1959年7月1日，组织找父亲谈话，想调他到核武器研究所参加原子弹研制工作。父亲毫不犹豫地答应了：祖国需要之际，吾辈当竭尽心力！

　　不久，35岁的父亲调任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后来，他回忆说：“在中国核武器早期研制工作中，我所起的作用，犹如一个瓶子口。上面的方针和下面的意见，都要经过我这个‘瓶子口’来承上启下，有的还要经过筛选、过滤，摘其主要归纳上报。”

　　父亲严谨细致的科学精神和治学态度影响了一代人，九院机要秘书处的女干部张立敏阿姨就是其中一位。刚上班时，父亲请她起草一份报告。报告上交后被退回来，一个大大的红叉从头打到尾。她当时就落泪了。仔细一看，后面附着父亲自己工工整整写成的一份报告。仔细琢磨两份报告的不同后，张立敏明白了报告到底应该如何写。

　　父亲和我们聚少离多，在我们眼中，他一辈子都在工作。他留给我们的物质财富不多，但留下的精神财富，我们一生都学习不完。

　　（记者 张胜、詹媛、王斯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