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近年中央出台的一系列家政政策，家政行业的从业者分别从自己的角度来理解它的深远意义，作为企业经营者关心的是企业如何在未来做大做强。

会员制的家政公司嘉乐会，走的是服务高端客户，创始人周袁红说：“近年一系列家政政策的出台，我和同行沟通后都感觉中央出台的办法，就是抓大放小，扶持大的企业越做越大，挤掉没有实力的层次低的企业。现在大的企业越做越大，有的已经喊出要上市的口号。那么小的企业怎么办，可以形成自己的特色，但特色到底怎么形成？这是不容易的。我从2010年底到现在一直焦虑，吃不香睡不着。”

新出台的家政政策里提出了“龙头企业政策”，如果企业的店面规模达到20个店连锁企业，国家会有200万的资金支持。对此，周袁红说：“我们从2007年开的第一家店到现在刚刚开了10家店。这个过程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波折和沟沟坎坎，这种规模化的道路到底能不能走通，怎么走，是要认真调查思考的。”

员工关心的是提升自己的职业地位，来自四川成都的家政工朱小莉在北京从事家政工作已经三年了。她说：“现在的家政工年龄大都在30岁~50岁之间，正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阶段。如果不是生活所迫，很多姐妹是不愿从事家政工作的。不是说这份工作有多难，而是再怎么努力都得不到社会的尊重和认可，造成心理的压力和精神的压抑。尽管政府部门出台了很多政策，但现实中很多姐妹仍然享受不到医疗和养老保险，甚至有的连意外伤害险都没有，更别说奖金、加班费、假期。出了什么事情都得自己来承担。”

她呼吁：“给我们一个良好的环境，一种公平的待遇，给家政工更多的信任和理解，让家政工没有后顾之忧，我想谁都会好好地去工作，把它作为一种职业去做。”

北京家政协会会长李大经说：“当前存在的问题，市场供需矛盾比较突出。包括春节前夕，有的公司有家政服务员渴望外派，消费者总反映找不到合适的人，一些家政服务员也在选适合他的用户。供需不对接就是想要的没有，想去的也不见得适合自己。”

她说：“从人力资源角度存在三个问题：第一是人员流动性特别大，跳槽频繁。北京90%以上来京务工人员，人员流动比较大； 第二，家政服务员与雇主私签比较严重，缺乏法律保障和社会保障；第三，家政服务行业的从业人员的服务技能水平比较低。

“家七条”的第六条就是维权。对此，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理事长谢丽华提出，员工制是家政行业的一个发展方向。有的城市已开始为家政工建公寓了。比如有的单亲母亲带着孩子，要为孩子解决入学问题；有的夫妻俩都在外打工，星期天节假日没有地方相聚，如果能给他们提供住房和基本的工资保障，使他们的基本生存保障得到解决，才能谈到让他们视家政为职业的忠诚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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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5日，北市人力社保局、商务委等联合发布了鼓励发展家政服务业的扶持优惠政策，对符合条件的员工制家政公司，不仅保姆可按在职职工标准上三险，而且政府还会为企业实际缴纳社保费的50%买单。此外，高校毕业生从事家政服务，可视同基层工作经历。

据介绍，此次分别从鼓励实行员工制管理、加大扶持力度、维护从业人员合法权益等七个方面提出了政策和鼓励措施，简称“家七条”。

“家七条”中最值得关注的，是明确鼓励家政企业实行员工制管理。所谓员工制，就是指家政公司与保姆双方签订劳动合同，保姆作为家政公司的一名员工被派遣到雇主家中服务，公司每月负责给保姆发工资、上保险、协调矛盾等。

统计显示，目前北京市在工商部门注册登记的家政服务企业3800多家，从业人员40万人。其中，注册资金在30万元以上的仅占1.2%，86%为10万元以下规模；从业人员中绝大部分是初中以下文化程度，90%以上是外省市农民工。

这些企业绝大多数实行中介制，企业给保姆介绍工作收取中介费后就撒手不管，保姆的工资由雇主发放。由于绝大多数家政服务员选择“中介制”，使得家政服务员无法参保，造成保姆流动性强，也导致了逢年过节“保姆荒”的出现。

另外，家政公司不愿实行员工制，是因为这种模式不仅要求家政企业承担家政服务员的工资、福利和社保等，还需承担发生纠纷后的法律责任，风险大。

据悉，“家七条”中有针对员工制的鼓励政策，但并不强制家政公司执行。北京市力争用3～5年时间，构建起以员工制企业为主导、具有北京特色的家政服务体系，推动该市家政服务业整体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