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青年报》6月7日报道，一项被当地官员解读为“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前所未有”的政改措施，正在山东胶南市如火如荼地进行着——5月9日，各部门各单位171名党政主要负责人的办公电话、手机号码通过当地媒体及政府网站，面向社会全部公开，市民如遇到困难，或认为机关工作人员有不作为、乱作为等问题，可直接向一把手反映。这是公开信息中公布党政一把手电话最新的案例。该报记者近日抽样核实了一些地方政府公布的一把手号码的接通情况，接通率最多六成，而且直接打电话找一把手反映问题的百姓并不多。

自1998年四川省眉山市青神县向社会公布包括县委书记、县长在内全县170多名县、局、乡镇领导干部的电话号码后，公布政府官员的电话号码、手机号码在许多省市渐成一种潮流。对此，有人持肯定说，认为这一举措不仅有利于强化对干部的监督，而且有利于各部门各单位党政主要负责人直接听到来自基层的真实想法；有人持怀疑说，认为现在的社会管理工作越来越专业化、职业化，分工日益精细，公布一把手电话号码所能起的作用有限；有人持否定说，认为这种做法缺乏制度保障，可持续性不足。由此，公布一把手电话成了一个多有争议的改革措施。

分析一项新制度或措施的生命力，有几个常规性的标准可供判断：一是必要性，这项制度或措施能否充分反映社会实际，是否契合社会管理的发展需要；二是有效性，这项制度或措施能否真正解决问题，能否确实回应公众的关切；三是可行性，这项制度或措施是否具有执行力，能否切实得到落实。如果符合这三个标准，通常该制度是具有现实价值的，否则很可能会昙花一现，成为一种“作秀”。

用这三个标准判断一些地方公布一把手电话举措，不难发现其存在一定的不足，即必要性具备，而有效性和可行性牵强。

几乎所有实行公布一把手电话的地方，都存在一些固有的行政管理弊病，如怕担责任，消极应付；各自为政，相互掣肘；执行不力，效能不高；管理不严，纪律松散。这些说明这些地方公布一把手电话制度是有社会需求的。

但具体到操作和执行环节，多数地方并没有明确规定，没有制定具体的落实机制，比如，一把手电话不可能全部由一把手亲自接，那么，由谁代接？代接后，用什么机制保障电话中反映的问题能够得到解决？一把手电话解决机制和市长信箱、市长电话等类似机制如何对接？与信访接待如何一体化处理？等等，这些问题大多缺乏具体规定。操作性不强、执行力弱，成为该举措受到质疑的主要原因。

其实，公布一把手电话制度，作为改进行政管理、完善政府应急管理的措施之一，本身的意义是不容否定的。当前，一些地方确实存在政府部门与公众沟通渠道不畅的问题，也存在一些政府部门工作人员消极对待公众意见的现象，因此，类似公布一把手电话制度是有现实需求的。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落实和制定操作细则和保障措施，以保障这一举措能够真正发挥作用，而避免重蹈以往类似举措的覆辙，沦为摆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