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李刚“从一名普通的维修工成长为管加工电气设备领域首屈一指的专家”，我的理解是，这是一个和所谓“洋设备”以及“洋设备”所代表的异域文化折冲的过程。

从李刚的行迹中，可以明显感到一种对“洋设备”的矛盾心结，一方面，不能不引进别人的设备来为自己服务；一方面，面对越洋而来的设备所必然存在的或多或少的“水土不服”的问题心存懊恼，从“挑战”、“改造”、“超越”这些动作幅度很大的词汇中，可以触摸到国人自豪的脉搏律动。

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东西方的差距由数量到质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换言之，西洋之于我们或者我们之于西洋，差距不是几十年几百年的概念，而是南辕北辙的差距。工业革命对人类一切行为，包括生产、战争、生活、情感、娱乐等等行为，都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这是不言而喻的。

然工业革命又以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作为先决条件，这就是它之所以发生在西欧不可能发生在东亚的根本原因。工业革命的形象化代表可以是蒸汽机，而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形象化代表可以是但丁和伏尔泰，换言之，没有但丁和伏尔泰，就不会有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而没有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就不会有工业革命及其代表蒸汽机。

任何先进的设备都建立在文化的营养基之上，任何先进的机器都是文化的产物，而文化的概念很泛，它包括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一种本土文明对来自于“他者”文化或者异域文明冲击时所产生的是包容还是排斥，是扬弃还是贬抑的胸襟。

18世纪以后，倒不是中国落后了，而是西洋大踏步前进了，鸦片战争以后的屡战屡败，最大的伤感是我们对来自于所谓“洋”的一切有形无形的事物，总是抱持一种十分复杂而矛盾的心理。延续至今，对“洋”的事物，包括机器和人，稍有败衄则捶胸顿足倍觉辱莫大焉；有所优胜，则欣然自得意色洋洋。

异质文化的接触，有所冲突是必然的，也是极其正常的，在这里，接触即冲突，冲突即融合，就是说，冲突也是融合的必需过程。在这个接触——冲突——融合的过程里，悲怆哀伤和昂扬兴奋都是情绪化的显性表现，无所谓是与非。

以斯而言，李刚的角色定位，超越其职业来看，与其说是“洋设备”的驯服者，毋宁说是两种文化的转换者和融合者。

“建厂初期引进的拧接机操作界面全部都是英文的，对大多数工人来说操作难度非常大，稍不小心就会按错键造成重大事故”。要把界面转换成中文的，外国专家不愿意改，李刚自己干，费尽移山心力后，终于成功，“大家暗暗给李刚竖起大拇指”。李刚当然是好样的。

其实我想，何不请“大家”就界面语言学点儿英文呢？既不费劲，又学到不少英文词汇，以后还用得着——

多好啊。

（李刚事迹详见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