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乳业，问题层出不穷。每次曝出猛料，都会联想到曾经的采访。

乳业大佬郑俊怀风头正健时，我曾专访过他两个多小时。当时，离开伊利创办蒙牛的牛根生还未成气候。郑俊怀侃侃而谈，我清楚地记得他曾忧心说起，行业里有很多隐忧，并提到了黄曲霉素、抗生素、还原奶等词汇。

那时食品安全问题还没有爆发，“一天一杯奶，强壮一民族”的口号喊得山响，奶业得到大力扶持，“行业问题”又在采访主题之外，一偷懒，就没追问下去。

后来，在天天喝奶的日子里，看着乳业演绎战国风云。蒙牛异军突起，与国际投行对赌成功，成就一个人的同时，对行业是祸是福，似乎未有定论，紧接着郑俊怀锒铛入狱；还原奶、“禁鲜令”等风波，与“三聚氰胺”比起来，简直就是澡盆里的波澜和大海中的风浪；等发展到“血拼”大军南下香港“抢”奶粉时，中国乳业故事，已经有点“大话西游”的味道了。

“我只猜到开始，但没有猜到结局。”紫霞仙子的这句台词，似乎就是为“中国生乳标准全球最差”这一事件准备的。尽管农业部、卫生部6月25日联合发文，对“生乳新标准”进行了解读，并专门指出：1986年颁发的标准中，对菌落总数标准分别规定了四个等级，其中每毫升50万个，是最高标准，而每毫升400万个，为最低级别。因此，每毫升菌落指标200万个的新标准，“是提高了生乳收购门槛，应该说是要求更加严格了”。

此前有人形象解读，“200万”的概念，就是“挤奶的牛舍里，苍蝇乱飞”。再联想到两部门解释，即新国标颁布前的生乳，只要菌落总数低于每毫升400万个，都在可收购范围之内。恶心之余，不禁为自己的铁胃而自豪。

“得奶源者得天下”，这是乳业竞争的铁律。据内蒙古奶协秘书长那达木德透露，中国的现实之一，是奶源远远不能满足乳业的加工需要，缺口高达40%~50%。收奶企业，由此“在奶源把关时，底气不足”。他还提出，提高标准，将让70%的散养户倒奶、卖牛，或者杀牛。

而广州奶业行业协会会长王丁棉则旗帜鲜明地提出，降低标准，获利的是乳品企业，企业可以较容易地收购到低价奶源，有条件以更低价格占领市场，“企业规模越大，受益就更大”。

仔细研读相关报道，发现此番争论，其实是两种生产工艺及两类奶的较量，即“常温奶”和保鲜期短、需要冷藏的“巴氏杀菌鲜奶”。王丁棉指出，在国外为主流的巴氏杀菌鲜奶，在我国液态奶中所占份额连20%都不到，而北欧五国这一比例是99.5%。对于这个结果，他认定，是新国标过于偏向常温奶。

市场经济条件下，行业协会的责任越发重大，不论是在加强行业自律、维护市场秩序，还是在推动公平竞争、提供政策咨询，甚至维护企业合法权益等方面，都要发挥应有作用。但如果王丁棉所指属实，即大企业绑架了行业协会、继而绑架了国家行业标准，该由谁来认定其中的是非曲直？消费者权益又置于何处？

常温奶和巴氏杀菌奶，不仅仅是生产工艺不同，更为重要的是，两种产品的营养成分不同、对原奶质量的要求也不一样。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消费者可以自主选择，通过市场来进行优胜劣汰。但是，如果在对行业标准的制定中，只为维护大企业的利益，偏向了某种产品，损害的不仅仅是消费者权益，更是公平竞争的原则，这恰是商业伦理的底线。其实，这底线也是业内企业的生命线。

农业部、卫生部足够权威，但两部门的联袂解释，用于回应“王大炮”的“绑架说”，似乎不具备足够说服力。而从郑俊怀的早期忧虑里不难发现，乳业中的重重隐忧，其盖子正被一个个揭开，但解决却并不尽如人意。消费者的健康权益和知情权，不是管理部门送给大企业的“礼包”，待积重难返时恐怕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