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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日报 2011年07月05日 星期一

“我如果按公司副总待遇拿了1万多元钱的薪水,结果只有一个——我这个工会主席在心理上自然而然地就和工人们拉开了距离。那么我算是哪边的代表者啊?”

【人物点击】一万与一千的选择

本报记者 李昱霖
《工人日报》(2011年07月05日 0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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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菊 1955年出生。从1978年起至今,一直在基层从事工会工作。现任石家庄高新区科技创业园区工会联合会主席。30多年的工会工作生涯,让她和很多职工成为知心朋友。

中等个儿、大眼、通鼻梁,走路一阵风,说话语速快,这是李建菊留给记者的第一印象。

“写我能写啥?都是些婆婆妈妈的事儿!”说话叽里呱啦的,然后是爽朗的笑。然而和她聊起工会,李建菊又突然变得很沉静。30多年的工会工作生涯,个中的苦辣酸甜,在她的脑海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为女工维权而累倒住院

1980年,李建菊从第四铁路局四处一段工会调到石家庄市塑料制品厂工会,同年,她当选为厂工会主席。

“那个年代,维权工作并不重。”李建菊说。那时的李建菊把主要的精力放在搞劳动竞赛上。但“风平浪静”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1983年,机修车间的一名女车工违章操作,整个胳膊卷进了机器里,后抢救无效死亡。对于这起工亡事故,企业行政以工人违章操作为由,进行推脱。

“在赔偿上,当时还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款,只能和厂里一次次地谈。工人出了那么大的事儿,工会得站出来说话。”李建菊说。当时,李建菊正怀着身孕。一次次到企业负责人那里去“磨”,又一次次到相关部门咨询赔偿问题、一次次做死者家属的工作,最终工亡家属与企业达成了协议。可一个多月下来,李建菊累倒了,住进了医院。

但正因这次维权后住进医院的经历,让李建菊的心中形成了一个至今还在工作中坚守的制度。

“住院的那些日子,感觉特孤独。我就想,要是我的工人们生病住院了该咋办?应该在企业里形成一个制度,让工人们感到温暖。”

出院后的第二天,李建菊召开了全体工会委员会议,将自己在医院里的想法变成了规章制度——“工会五必访”,对职工的婚丧嫁娶、家里发生事故等方面的探访慰问作出了详细规定,如工人生病,要打电话慰问,住院三天内工会干部必须到医院看望。“后来我每到一处干工会工作,首先就要建立起这项制度,基层工会的牌子不能白挂,得让工人从工会这里感到家一样的温暖。”

为职工代言她放弃了万元月薪

李建菊“较真”,尤其是涉及职工权益方面的问题,她从不“和稀泥”。“我又不是为自己捞好处,我也不想当什么官,做起事来感觉一身轻松,没负担。”李建菊说。

1997年,李建菊所在的企业与英方合资建立新厂,李建菊担任了新老两个企业的工会主席。对于新建公司,李建菊向英方提出,必须与职工签订集体合同。

困难可想而知。初次到北京的英方总部谈判,李建菊无功而返。英方提出:中国《工会法》规定,工会可以代表职工与相应的企业组织、企业代表签订集体合同。但这并没有强制规定必须由工会代表职工签订集体合同,所以企业也可以不签。

面对英方的“抠字眼儿”,李建菊并没有退缩。回来后,她找到了上一级工会,开出了自己所需的相关证明。同时,针对英方的“抠字眼儿”,李建菊长了个“心眼儿”——对于集体合同文本规定的70多条内容,李建菊查书翻资料,逐条都附上国家、省、市对此的具体规定和要求。“文件材料装了满满一大提包,我就拎着去北京和他们谈。”

第三次进京后,英方代表再也无法提出异议了。

此时,新建公司正在为领导层确定工资待遇。按照规定,工会主席应享受公司副总待遇,月薪可拿到1万多元,但英方对此持不同意见。李建菊那时的工资只有1400多元,1万多元的高薪无论对谁都有很强的吸引力。

“可我一想,我如果拿了那么多钱,结果只有一个——在心理上自然而然地就和工人们拉开了距离。那么我算是哪边的人啊?”李建菊对记者说。“副总的待遇我可以不要,只要公司和工会签订集体合同就行!”李建菊向英方明确地表了态。

集体合同最终顺利签订了,李建菊依然挣着她的1000多元的工资。“到现在回想起签集体合同那件事的前前后后,我心里都舒坦。”李建菊说。

知心“大姐”被人牵挂

心里想着装着工人的事儿,李建菊赢得了工人们的心。她常常对工人们这样说:“我不是当主席的,我是当大姐的。”

在几个企业当过工会主席,对工会经费的使用,李建菊总是拿出1/3的钱用于看望慰问职工。工人婚丧嫁娶的事儿,她总是在现场。在石家庄高新区热电煤气公司工作时,厂里430多人,她参与操办了300多场婚礼。离任时,只有6名青工没有结婚。

工人家里遇到遭难的事儿,李建菊更是不离工人的左右。曾有一对双职工,男方跳楼自杀了,女职工娘家又不在本地。那些天李建菊时刻和她在一起,亲自给那位男青工擦脸,帮女工料理后事。如今,那名女工虽然离开企业很多年了,但总也没有忘记这个工会主席,时常打电话问候她。

从事工会工作30多年来,李建菊几乎没有休过节假日。看到整天忙忙碌碌的母亲,儿子曾很不理解地对她说:“我总也比不上你的工人。”儿子的这句话,至今让李建菊感觉酸酸的。“可我是当工会主席的,我不帮着、想着工人的事儿,那还叫主席啊?!”李建菊说。

2010年,李建菊退休了。她想好好歇歇,于是到老年大学报了唱歌、模特等好几个兴趣班。但“想休息”的愿望却一天也没能实现。

退休没两天,石家庄市总工会有关负责人打来电话:“大姐,您就甭想歇着了,到高新区当工资协商指导员吧。”接到电话,李建菊“意志”立刻动摇了。很快,她当起了协商指导员。

今年5月份,因为工作的需要,李建菊被选派到高新区科技创业园区当工会联合会主席。从5月11日上任到6月21日,仅仅1个月零10天的时间,她就走访了20多家企业,并在这些企业中建立起了工会组织。“我这辈子是离不开工会了,在我心里,干工会工作真的挺有意义。”她爽朗地笑出了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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