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厚明代表：

农民工权益保障仍有很多薄弱环节

国家应制定相关办法约束用工企业

本报讯 （记者李国）“在今年的两会上，我关注的仍然是农民工问题，只是这次重点放在农民工权益维护上。”在前往北京参加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前夕，康厚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作为一名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一定要为农民工说出自己的“心事”。今年是康厚明第五次参加全国两会。全国有3位像他一样的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分别来自重庆、广东和上海，代表着2亿多农民工。

康厚明1963年3月出生于重庆市永川区来苏镇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他从1979年开始外出打工，到过西藏、武汉、广州、昆明，一直都像“候鸟”一样到处找工作，干过建筑工、挖煤工、装配工……各类工种不下10个。1998年至今，他在重庆市第一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路面工程处工作，担任农民工班班长。2005年，他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在赴北京开会前夕，康厚明挤出时间与记者进行了简短交流，这位朴实的农民工代表连连向记者表示，因为还要为开会做准备，包括修改提交给大会的议案等等，近段时间忙得不亦乐乎。老康说，要当好农民工代表，就得为农民工说话。现在，农民工最关心的是保障问题，包括医疗、养老、子女教育。他觉得这些年政府在这方面一直都在努力改进，只是效果还远未达到大家的预期。而最困难的是农民工维权问题，这在建筑行业表现得特别突出。

说到今年提交的议案，康厚明说，他今年重点关注农民工权益维护问题。他认为，农民工权益虽然现在得到很大改善，但是，依然有很多薄弱环节。农民工多数从事高危行业，比如建筑工、搬运工等。这些农民工发生工伤后，得不到好的治疗和合理赔偿，一些人甚至根本得不到治疗和赔偿，而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他希望将残疾农民工也纳入社会保障体系。

康厚明在议案中建议，政府和企业要对农民工进行培训和教育。他说，一些农民工自我保护意识差，本身也不重视安全；而一些企业安全措施也做得不够。很多农民工没有参加工伤保险，一旦发生工伤事故，仲裁程序又比较复杂，时间漫长，往往要拖一两年。因此，康厚明建议，在仲裁方面，政府应该简化程序，同时，要加大执法力度，对违规和违法的企业采取强制措施等。

康厚明告诉记者，在此次两会上，他建议政府应该制定一个办法，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明确用人单位以及农民工双方的义务和责任。康厚明称，目前国家还没有一个有效的办法来约束用工企业。只有制定办法，才能够明确企业对农民工应该履行的职责。

康厚明代表每年在“两会”上提交的议案都涉及到农民工问题，比如子女上学、社会保障、工资待遇、技术技能培训等等。每个建议涉及到的部门都有回复函。对此，他说：“总的来说比较满意。”

胡小燕代表：

“留守儿童”是“心病”

希望政府建立托管机构照顾农民工子女

本报讯（实习生韦杏伶 记者叶小钟）2012年是约5000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本届任期的最后一年。首批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胡小燕的第一个政治季也接近尾声，回望代表路，她一共在两会上提了17个建议，从农民工子女在城里高考，到建保障房解决农民工住房等。今年的建议，胡小燕正在草拟中。她说，计划将解决农民工留守子女暑期生活学习问题作为今年两会的一个建议。尽管早已在佛山落户，由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但胡小燕说，她依然是农民工，丈夫也是农民工。虽然她的大女儿已在佛山上学，但多病的小女儿仍在四川老家当“留守儿童”。 她希望政府能够建立一些托管机构来照顾这些孩子。

此外，胡小燕今年的建议还涉及到农民工过劳死、农民工生活条件改善等问题。

胡小燕说，她在两会上提的建议，很多来自于别人写给她的邮件，也有些来自与身边同事们的交流。过去一年，胡小燕主要从三个方面征求民意，“一个是通过总工会；一个是通过网络，会有许多人给我留言反映情况，我自己也会主动收集信息；还有一个是通过和我身边的农民工交流。”

4年来，胡小燕关注的话题，始终与农民工紧密相关。其中很大一部分涉及到农民工子女。

“最难忘的就是2008年提出的第一个建议。”胡小燕说，那一年，她建议，如果农民工在当地打工两三年，建议让农民工子女在父母就业地享有参加中考、高考的权利，与当地学生享受同等待遇，并逐步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那时，她是佛山市三水新明珠建陶工业有限公司的一名普通员工。从最基层的车间工人到全国人大代表，胡小燕说一开始她几乎“什么都不懂”，而现在可以娴熟地为外来工群体提供各种咨询指引。

2009年全国人大会议期间，胡小燕提了5个建议，包括让农民工子女平等享受义务教育。

2010年，胡小燕提出：政府出资修建农民工公寓，每套50平方米，按照每平方米一两千元钱发售，让农民工及其子女的户口能跟随落户。当时，该建议一提出，会场上便窃窃私语，甚至有人不以为然地笑出声。令许多与会者想不到的是，2011年，广东开始实施新政策，符合条件的农民工也可以享受保障房。

“随着时间的推移，胡小燕的建议，从举例子式的描述，逐渐转变为讲事实、列数据，更多用数据和事实说话。”一位长期接触胡小燕的媒体记者表示。

胡小燕说，这得益于她的不断学习，仅有初中文凭的她，打工期间，学会了用电脑、用五笔输入法。2010年，她还获得中央党校行政管理学的函授大专文凭。闲暇时，她也看些法律方面的书籍，在QQ空间里写下感受。当选全国人大代表，让胡小燕视野更加开阔。

“我的户籍和农村户口变了，但有些事却没有改变。”胡小燕说，自己仍生活在农民工中间，家人也是农民工，她和农民工们一起工作、交流，并关注和关心着他们，替他们表达诉求。“我认为，谁替农民工说话，谁代表着农民工的利益，谁就是真正的农民工代表。”胡小燕表示，如果能再继续当全国人大代表，下一个5年会一如既往地为农民工群体奔与呼。“如果不能继续当选，我也很知足很开心了，能够为大家说出很多心声，是很开心和宝贵的经历。”

朱雪芹代表：

关注新生代农民工婚恋和培训问题

■本报记者 钱培坚

朱雪芹是第一代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至今履职已有5个年头。在代表任职接近尾声的时间节点上，记者见到的依然是那个外表文静、内心似火的朱雪芹。“这一届代表的任期正接近尾声，但是我想代表的履职尽责没有时间截止点，为人民为社会贡献是永远和无限的。”朱雪芹说得很认真。

由于纪律的约束，朱雪芹没有详述即将在两会上提交议案的细节。不过，她理解记者探奇的心态，还是透露了提案的方向：“重心依然放在农民工群体上，坚决做好农民工代表的角色。”她告诉记者，在“转型发展、创新驱动”的新形势下，如何帮助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跟上时代发展步伐，真正融入城市，她将在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问题和教育培训方面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朱雪芹工作的上海华日服装有限公司，是一家跨省市的企业，生产车间在江苏，开发营销却在上海，员工两地都有，朱雪芹不得不经常两地跑来跑去。

初步统计，在做代表期间，除了每年一次的代表大会之外，她总共参加了全国和上海等举办的各项学习培训15次，参与接待信访6次，参加视察、考察18次，参加法院、检察院、看守所、消防队的各项活动15次。还有，由她针对农民工群体的子女教育、职业培训、社会保障、完善女农民工生育保险制度、关于对在全国建立建筑业、餐饮业完善农民工保障金制度及建议完善对职业病目录内容的修订、关于维护劳务派遣工中的农民工合法权利等，调研、座谈等活动约20次左右。

“记得是2009年，有一个四川的农民工，他和企业没有签订合同，因家里发生意外，企业不给他结算工资，他找到了我，记得那次看到他时，他还在发着高烧，我先去帮他买了药，问清楚情况后，经过多次与该企业联系，最终将他的4900元工资讨回，也许这些钱对于一个企业、一个老板不算什么，但对于一个农民工，尤其是一个困难的农民工来说，这真是雪中送炭！我看着他拿到钱的那一刻非常开心，他的眼睛湿润了，都要下跪了，这对我的教育和触动很大，我更加觉得我是基层代表，更加要反映基层问题，反映农民工群体的问题。在当代表期间，我共提出了书面意见10份、议案1份。其中关于对在全国“建立建筑业、餐饮业完善农民工保障金制度”被列为二类立法议案……”回忆过往经历，朱雪芹依然心绪难平。

2009年2月16日，在上海普陀区区委、区总工会的关心帮助支持下，以她名字命名的朱雪芹工作室揭牌成立。工作室的工作职责是：坚持以服务为宗旨，做到送善心、送善意、送善事；以宣传为主线，送政策、送岗位、送技能；以情感为节点，送温暖、送捐助、送助学；以沟通为互动，送法律、送健康、送关爱。2011年工作室共接待政策咨询240人，其中求决类问题204件，申诉类问题10件，其他类26件，而在求决类问题中，又以再就业、劳动合同、工资、工伤、养老保险等方面问题为排序前五位。其中农民工113人，退休人员51人，在职职工49人，待岗人员9人，失业人员6人，协保人员2人，退养2人，而指导就业50人次，介绍技能培训5人次，赠送《社会保险法》问答单行本计50份。

“在这履职的5年中，我深知我所代表的这个层面很大，虽然从中央到各地方都很关心我们这个群体，但我们相对还是个弱势群体，我是位基层的代表，我也有我的工作要做，有时深感一个人的力量和时间有限。”朱雪芹表情凝重地说。正是有了这样的心结，朱雪芹产生了“建立一支队伍，拓展维权途径和社会影响”的心愿。她的工作室与上海华东政法学院大学生法律援助中心推荐的10位学生志愿者结对，在每周三下午及每周六整天在“朱雪芹工作室”进行法律援助服务；与华东师范大学心理系结对，为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心理疏导；与复旦大学结对，全面推进“携手相牵”关爱行动。至今“快乐成长 第二课堂”项目已开展了80余次志愿服务活动，超过1600人次农民工子女参加项目活动，受到了农民工及其子女的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