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19日，凌晨三点钟，寂静。鲁迅衰弱地躺在椅子上，紧握着许广平的手。

许广平对他说：“你没事的，你肯定没事的，我担保你一会儿就好了，你已经好多了……你看我一点儿都不担心你，我还能去忙别的事情……我这就去忙别的事情！你，好好睡一会儿吧。”

许广平带着神经质的果决费劲地抽出手来。

这是话剧《大先生》的开头，源自鲁迅先生的伴侣许广平所作的回忆文章《最后的一天》。文中写道，“他紧握我的手，我没有勇气回握他。我怕刺激他难过，我装作不知道。轻轻地放松他的手，给他盖好棉被。……如今是迟了！死神奏凯歌了。我那追不回的后悔呀。”

《大先生》编剧李静说，这段话如同一个伤口，使她在构思过程中不时感到疼痛。“我只知，我的《鲁迅》（后更名为《大先生》）必须从临终这一刻开始——它是一口沸腾的深井，吸引我跳进去。”

跳进去再跳出来，继续花了李静至少7年光阴。直到今年3月31日至4月3日，话剧《大先生》才被搬上舞台，在国家话剧院与观众见面。

舞台上的鲁迅，是我们从未好好端详过的“大先生”。

姗姗来迟

春分一过，离话剧《大先生》演出只剩10天。

今年，恰逢鲁迅诞辰135周年、逝世80周年。李静说，这是“无巧不成书”，并未刻意赶先生的纪念日。“只是出现了一些状况，才拖到了这个日子”。

完成剧本再到得以在舞台上呈现，过程是一波三折，“也像是一部戏了”。这是李静并未预料到的。

2009年初，林兆华导演打电话给在《北京日报》做副刊编辑的李静，“想做个话剧鲁迅，你就给写了呗。”她“不打磕巴地答应了”，然后“一头扎进鲁迅的汪洋大海里”。差不多用了整整三年时间，剧本《大先生》才真正完成。

这段故事，李静自己在讲，后来也被媒体传播。虽然大导没有排这部戏，李静还是感谢这位最初的“催生婆”。

剩下的是，漫长的等待。又用了四年时间，事情倒也最终促成了。

“能够碰到同伴，陈丹青愿意呼应，赵立新愿意演鲁迅，这都是意外的收获，已经很谢天谢地了。文化乌镇愿意投资，王翀很有激情地来执导，这是很幸运的事情。”李静自我调侃，“挫折中找到了自信”。

“鲁迅是一种命运，凡是和他沾上边的人和事都不会太顺。”这是李静的感慨。可是话又说回来，太顺的事情大概价值也可疑。

其中很难的找投资。2013年到2014年上半年，制作人一直在寻觅投资者，结果都是不如意的。“一说是关于鲁迅的剧，表示可以想一想。一看剧本，又没故事又不好笑，哪有市场啊，就走开了”，这种状况不断重复。

“都是抱着模式化的商业想象来琢磨《大先生》的，发现它不符合这个模式，于是就放弃了。”李静一句话总结道。

直到今年春天，剧本获得2014年“老舍文学奖”、演出获得2015年国家艺术基金扶持的《大先生》，才姗姗来迟。

直接碰撞

陈丹青曾经问过李静，“你有没有想象它变成话剧会怎么样？”

“我想象的舞台效果是非常暗黑、神秘和神经质的，但在暗黑之中，会有一道暖光穿越恐怖。”李静给出这样的回答。

而如今的舞台效果是有童话色彩的，这与导演王翀提出“除了鲁迅，皆为傀儡”构想密切相关。于是，许广平、周作人、胡适等等，出现在舞台上的其他角色都成了“夸张而又反生活化”的木偶，由穿着黑衣的演员操控。

“我对这是很期待的，可以用新的视角来看这个戏。”李静说，“剧作提出的问题是有些沉重的，若导演手法也沉重，可能会把观众吓跑的。但是‘傀儡’的出现恰恰就是解决了这个问题，加入童话性的元素和游戏感，会引起观众更多的新奇感。”

事实上，话剧《大先生》的“新”并不止于表现手段，还与惯常的表演方式有着直接的碰撞。

这部话剧“营造的是一个恍惚迷离、生死交界的空间”。剧中既有实有其人的历史人物，也有神神鬼鬼路人甲乙，但人物几乎没有太具体的现实落脚点。此外，还有频繁的角色转换和大段故意理论腔的独白。

实则，这都是在“探讨复杂的抽象的精神主义”，在当下的中国戏剧这是绝对的稀缺品。与之相应的是，绝大多数演员习惯于现实主义的路数，觉得只有生活里的空间才是真实的，“需要具体细节，需要一个心理上支点”。按赵立新的话说，“抓住拐棍才好走”。这些，在《大先生》剧本里是找不到的。

“鲁迅的现实人生场景，根本无法承载他的精神戏剧性和复杂性。而一部戏如果不表现主人公复杂深刻的内在世界，只表现他表层的性格与人格，有啥意思呢？”李静解释“梦剧结构”的肇始，是窥看了前人在银幕和舞台呈现鲁迅的探索与牺牲，“精神世界的强烈和复杂，难以外化于他的人生经历中；以写实手法表现鲁迅，总有捉襟见肘、貌合神离之感。”

一味“药引”

作家刀尔登在《大先生》剧本出版时说，“李静写的是李静的鲁迅，正如鲁迅写的是鲁迅的中国。”

所以，这不再是一个大众认知里的鲁迅。赵立新也表达过，吸引他来演这部话剧最大原因是，“李静写出了一个初读极陌生、细思又本该如此的鲁迅”。

剧作的名字也就从《鲁迅》更名为《大先生》。“大先生”，乃是鲁迅家人对其的称呼。促使这一更名的也是赵立新，“鲁迅叫了几十年，烦了，第一次看陈丹青的书（《笑谈大先生》）获悉这一称谓，好痛快，好准确。我不要演万水千山的鲁迅，我要演近在咫尺的大先生！”

“创作《大先生》的过程，是‘鲁迅’与‘我’相互附体的过程。他的火与冰、爱与恨、自由与自囚、幽默与严冷、信仰与怀疑、创造与摧毁……时时携雷霆之力，撞击我，撕裂我，引领我，迷醉我。在自我至上而又个性匮乏、貌似自由而又各自隔绝的时代，他以浩瀚丰饶的复调人格，提醒我对人类无条件的深情。他是智者，更是义士。他独立不倚，更满腔情热。他反对任何化人为奴的哲学甚至不惜以狂人自命，他也向所有困苦者伸出兄弟之手如同赤子。 我想念这个人，愿意永远记得他的话：‘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

李静这番自白，道出了创作历程之艰难，以及赋予鲁迅的现实观照之意义。

“为了现在，才会去写《大先生》。”在李静的笔下，鲁迅是一味“药引子”——要治的是当下的病。

“一个作品肯定是希望唤起人们去想想自己当下的生活，当下的生存状态，能引起人的自我反思的欲望。”这像是使命使然，催促着李静必须完成剧本，必须将《大先生》搬上舞台。

端详大先生

“你觉得观众更多的反应，会是漠然吗？”

李静反问记者。这是一个颇有些棘手的问题。

鲁迅曾伴随着很多人的读书生涯，他是“斗士”、“导师”、“匕首”等。而话剧《大先生》，则会让观众品出鲁迅的另一面。

“对于鲁迅，有一种人是由于自己生命的体验去寻找鲁迅，还有一种就是把鲁迅摔到他的身上，这是两种状态。摔到身上的，就会想着躲，硬给的我不想要；但是缺失的就会去找，鲁迅是需要这样的人去亲近他。”李静属于“寻找者”。

她在鲁迅身上找到相同的价值基点，以及去完成很难为外人道的自我投射。成长经历中体会到的“遗弃感”与“不被爱”，让李静对“痛苦、禁锢和爱特别敏感，对罪孽的想象力比较发达”，这些都深藏在剧情与对白之中。

更为重要的是，“对异化的环境保持警惕和拒绝，尽可能克服自我之内的不健全不自由不真实。”这种警惕与拒绝，得益于李静多年来从事文学批评的工作。

“对现实秩序过于认同和同步，那是挺没出息的。艺术主要的力量就在于对现存秩序的不合理提出置疑，对生命受到压抑的状态作出反抗。只要是伤害到自由感的东西，人都该产生本能的反应。如果你没有反应，那么艺术能不能帮你产生反应？”李静与鲁迅的价值基点在这里达成一致，汇合交融。

剧中结尾部分，弥留之际的鲁迅说，“我将在空虚的镜子前，好好端详自己。”只是，即将在舞台上与观众见面的“鲁迅”，是一个被疏远的，从未好好端详过的“大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