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从2003年深圳通过国内首部人体器官捐献移植条例，到2015年中国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公民自愿捐献成为器官移植唯一合法来源，再到2016年5月，中国建立人体捐献器官转运绿色通道，器官移植手术不再受交通拥堵、部门协调而延误，中国的器官捐献十数年“磨一剑”。

这是一项连接生死的事业，对于不幸离世的捐献者来说，他们的“生命”得以在他人身上延续；对于接受捐献成功移植器官的人来说，他们则重获新生。

本期，我们带你走进中国器官捐献10多年成长的“爱与痛”，走进器官协调员内心的“欢与累”。

自今年5月6日，国家卫生计生委等六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建立人体捐献器官转运绿色通道的通知》以来，包括成都、武汉、昆明等在内的多地出现了通过人体捐献器官转运绿色通道的器官捐献案例。

中国的器官移植手术终于不再受交通拥堵、部门协调而延误了。但街头采访中，市民仍然有困惑：“既然器官捐献无偿，为什么移植却很贵？”

带着这个疑问，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以及一些器官捐献协调员，他们为记者带来了器官捐献10多年成长中的“爱与痛”。

器官捐献迎来春天

2012年3月，时任中国红十字会健康处处长的侯峰忠签写了一份器官捐献登记表。那时，中国的器官捐献还处于试点阶段，器官登记还只能手写。

2016年4月，刚刚上任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主任的他，在入职后的隔天，就再次填写了器官捐献登记表。不同的是，这次是在电脑的信息登记系统上，而中国的器官捐献也已推广至全国28个省市。

两次填写捐献登记表，侯峰忠的心境完全不同。第一次器官登记是在一场活动现场，更多是出于工作原因。2016年的这次，则是他发自内心想要去做的。因为调研时，他目睹了太多等待肾移植的患者求生的渴望，也体会过捐献家庭的“重生”。

在我国，公民自愿器官捐献起步于2010年3月,当年公民自愿捐献数量仅34例。5年后，国家全面禁用死囚器官，公民自愿捐献成为器官移植唯一合法来源。这一年，中国公民器官捐献人数达2766例，器官移植数量超历史纪录。

自2003年深圳通过国内首部人体器官捐献移植条例至今，中国的器官捐献工作已经走过了10多个年头。10余年间，不论是政策法规、管理机构还是一线的工作队伍，中国的器官捐献事业都已经初具规模。

侯峰忠所在的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中心成立于2012年，主要负责器官捐献的宣传动员、报名登记、捐献见证、公平分配、救助激励、缅怀纪念及信息平台建设等工作。短短4年时间，全国已有10个省市批准、成立了专门的器官捐献管理机构，例如天津市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等，还有其他18个省市虽未成立专门机构，但在红十字会内部成立了人体器官捐献的办公室。

2010年，当时的卫生部和中国红十字会共同启动捐献试点工作时，首批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便应运而生。经过5年的培训与考核，截至2015年底，这支队伍已经发展壮大至1513人。“同时，我们还组建了一只数千人的志愿者队伍，负责器官捐献的协调工作。”侯峰忠补充道。

成长的烦恼

目前，我国公民自愿捐献器官的数量已跃居亚洲第一，成为世界上建立自愿捐献体系发展最快的国家。但资料显示，我国每年大约有30万器官衰竭患者，而仅有约1万名患者进行了器官移植手术，我国器官捐献的供需比为1：30，和一些发达国家的1：3相差甚远，远远不能满足移植手术的需求。

捐献率较低的现状，在侯峰忠看来，主要原因并非传统文化“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等困扰，而是我国器官捐献起步晚、宣传力度小，导致公众对此的认知度太低。从事器官捐献这些年，让他最慰藉的是，当他向周围很多一开始对此全不知情的人介绍了之后，大多数人对器官捐献表示认可并愿意支持、付出行动。

今年5月6日，卫计委等6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希望通过设立24小时应急电话等器官转运绿色通道机制，提高转运效率。

在侯峰忠看来，这表明各部门对器官捐献的认识及支持力度的增加，但也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工作的庞杂。“光一个绿色通道就涉及到六部委，说明器官捐献涉及的部门实在太多。”侯峰忠曾梳理过，实际相关的部门包括民政、公安、财政、交通等，多达十四、五个部门，但各部门之间的协调与配合多少有些力度不够。

以医疗和殡葬为例，器官捐献者往往面临巨额的医疗费用，但国家财政的救助却远远不够，2014年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中心处理的案例有1699例，但国家仅拨付了84万元。同时，捐献者为社会做贡献之后，在享受殡葬优惠上，国家民政部门尚未出台统一的政策。

最让侯峰忠头疼的，还是奋斗在一线的协调员的保障问题。

“我每天都跟打仗一样。”2015年全国优秀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王璐告诉记者，当别人即将失去亲人时，他们还要上前询问愿不愿意器官捐献，不论成功与否，这都对协调员的心理打击太大。

“他们的工作说半夜去就得半夜去，说到偏远的山里，也得去，一刻都不能耽误，这无形中增加了工作和精神压力。”侯峰忠无奈道，当前对协调员的经济、人身和心理保障都存在不足的地方。

还需制度保障

王璐一直有个愿望，希望拍一部“一个器官的旅程”的公益宣传片，讲述一个器官是怎么从供体身上，经过多少道严苛的判定、手续，又是如何保存、转运，飞快地到达受体那儿，把那个人救活。透过短片，人们能体会逝去的患者及家庭是怎么样的，又能看到被救活的这个人的生活发生了什么改变。

王璐的这个想法，与侯峰忠不谋而合。“公民器官捐献意识的唤醒，对推动器官捐献工作非常重要。”侯峰忠告诉记者，下一步他们会有计划地扩大宣传，将公益片的想法付诸实践，让更多的人了解器官捐献，进而支持并愿意做出捐献。“捐献的人多了，相应的医疗费用就会降低，受捐者则能以更低的移植费用得到器官。”

仅有宣传还远远不够，侯峰忠认为，对于器官捐献这样一个联系生与死的神圣事业而言，必须有更加完善的法规与制度设计保障，才能让捐献工作开展得更加顺畅。

在他看来，2007年国务院颁布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中，对捐献的法律规定较少且不够明确，对卫生主管部门和红十字会职责边界的界定，并不十分清晰，“这导致很多基层卫生部门和红十字会在工作中找不到法律依据，也不知道如何下手。”

实际上，涉及到器官捐献，一直有一个疑问盘亘在很多人心里：“器官捐献无偿，为什么移植却很贵？”

王璐解释，这主要是器官的获取和管理费用，具体包括捐献者的住院费、手术费、器官保存费、医生劳务费、交通费及家属的住宿费用等。

以捐献者的住院费为例，在器官的获取过程中，当器官协调员介入，将捐献者转入医院的重症加强护理病房后，医院要对其进行传染病筛查、血液检查、心脏超声、肝脏超声等20余项检查，再加上住院等，费用一般在3万元至10万元不等。随后，再进入费用在1万元左右的手术环节。

侯峰忠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医疗保障与服务体制的进一步完善，让捐受双方都不会因为医疗费用而对捐赠和移植产生迟疑。对很多捐献者家庭来说，伴随亲人离去、家庭破碎的，还有一大笔救治费用，移植一方亦如此，“如果保障体系健全的话，就不存在这个后顾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