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捐献协调员:最“尴尬”的职业
看着死亡,惦着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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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的肝移植随访门诊见到王璐时,她正在不停歇地接待病人。除了常年出诊、随访近五百例患者外,34岁的王璐还有一个神秘又特殊的身份——器官捐献协调员。
2012年,在佑安医院重症加强护理病房当了7年内科医生的王璐,开始接触器官捐献的工作,并于2013年底取得协调员的资质证书,正式成为一名“看着死亡,却又惦着新生”的生命接力员。
兼职从事协调员的这5年,因为随时可能出发,王璐养成了随身携带资质证件的习惯;因为见多了生死,她变得爱哭、爱笑、爱激动。5年间,她奔走在北京各大医院,参与了佑安医院每一例器官捐献,也在委屈与欣慰中,感同身受捐献者家庭的绝望与善良。
至今,王璐都清晰地记得自己第一次出现在患者家属面前,被骂得狗血淋头的场景。2013年,当她得知一名30多岁的女性已经脑死亡时,立即赶到医院,询问她的丈夫愿不愿意了解器官捐献方面的政策。对方非但不听,还不停地怀疑并责骂她。已经习惯了医生身份的王璐,没想到自己会被骂成这样,哭着从医院跑了出去。“但过后换位思考,家属肯定比自己更难过。”经历多了类似的情况,王璐也渐渐产生了“免疫”的能力。
王璐曾统计过,2015年,她一共“跑出去”130多次,最后只成功了15例。按照《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的规定,捐赠和接受器官的双方均须完全遵循“生命自主,绝对自愿”的原则。在跟家属沟通时,王璐从不会去劝说或诱导对方进行捐献,对方一旦表达“不感兴趣”的想法,她就立马撤退。
即便是协议书已经签好,受捐者已通过电脑排序正在等待移植的机会,甚至是医院已为被捐者花费高昂的诊疗费用,只要家属犹豫,王璐都会立即喊停。这种情况,仅2016年,她就碰到了3例。“如果让病人和家属,稍微带着一丝遗憾去捐献,都会给这个家庭留下阴影。”
但在王璐看来,协调员最痛苦的时候,不是家属的拒绝和犹豫,而恰恰是他们的奉献与善良。
不久前,一名12岁的小女孩,在北京突发车祸,脑出血。她的父母是来京务工人员,平时靠卖水果为生,车祸后治疗的钱都是靠老师和同学捐献的。眼看着孩子的生命走向尽头,父母提出要捐献器官回报社会。王璐和医院器官捐献团队的其他5名协调员一起把小女孩转移到佑安医院。
由于穷,小女孩的家人铺着破旧的褥子,睡在医院的走廊里,更糟糕的是旁边还有个2岁多的小男孩,完全不知道他们家经历了什么。手术前最后一次探视时,这对夫妻给她买了条红裙子。“她一直想要条红裙子,但直到去世了,才穿上”。说到此,王璐有些哽咽,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纵使协调员的工作很累,需要随时待命,需要克服心理障碍,但王璐在这个岗位上还是坚守了4年,因为她总能在这个过程中被人性的光辉所打动。“我们传递的不仅仅是器官,更是一次次活下去的机会。”
(压题图为视觉中国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