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的肝移植随访门诊见到王璐时，她正在不停歇地接待病人。除了常年出诊、随访近五百例患者外，34岁的王璐还有一个神秘又特殊的身份——器官捐献协调员。

2012年，在佑安医院重症加强护理病房当了7年内科医生的王璐，开始接触器官捐献的工作，并于2013年底取得协调员的资质证书，正式成为一名“看着死亡，却又惦着新生”的生命接力员。

兼职从事协调员的这5年，因为随时可能出发，王璐养成了随身携带资质证件的习惯；因为见多了生死，她变得爱哭、爱笑、爱激动。5年间，她奔走在北京各大医院，参与了佑安医院每一例器官捐献，也在委屈与欣慰中，感同身受捐献者家庭的绝望与善良。

至今，王璐都清晰地记得自己第一次出现在患者家属面前，被骂得狗血淋头的场景。2013年，当她得知一名30多岁的女性已经脑死亡时，立即赶到医院，询问她的丈夫愿不愿意了解器官捐献方面的政策。对方非但不听，还不停地怀疑并责骂她。已经习惯了医生身份的王璐，没想到自己会被骂成这样，哭着从医院跑了出去。“但过后换位思考，家属肯定比自己更难过。”经历多了类似的情况，王璐也渐渐产生了“免疫”的能力。

王璐曾统计过，2015年，她一共“跑出去”130多次，最后只成功了15例。按照《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的规定，捐赠和接受器官的双方均须完全遵循“生命自主，绝对自愿”的原则。在跟家属沟通时，王璐从不会去劝说或诱导对方进行捐献，对方一旦表达“不感兴趣”的想法，她就立马撤退。

即便是协议书已经签好，受捐者已通过电脑排序正在等待移植的机会，甚至是医院已为被捐者花费高昂的诊疗费用，只要家属犹豫，王璐都会立即喊停。这种情况，仅2016年，她就碰到了3例。“如果让病人和家属，稍微带着一丝遗憾去捐献，都会给这个家庭留下阴影。”

但在王璐看来，协调员最痛苦的时候，不是家属的拒绝和犹豫，而恰恰是他们的奉献与善良。

不久前，一名12岁的小女孩，在北京突发车祸，脑出血。她的父母是来京务工人员，平时靠卖水果为生，车祸后治疗的钱都是靠老师和同学捐献的。眼看着孩子的生命走向尽头，父母提出要捐献器官回报社会。王璐和医院器官捐献团队的其他5名协调员一起把小女孩转移到佑安医院。

由于穷，小女孩的家人铺着破旧的褥子，睡在医院的走廊里，更糟糕的是旁边还有个2岁多的小男孩，完全不知道他们家经历了什么。手术前最后一次探视时，这对夫妻给她买了条红裙子。“她一直想要条红裙子，但直到去世了，才穿上”。说到此，王璐有些哽咽，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纵使协调员的工作很累，需要随时待命，需要克服心理障碍，但王璐在这个岗位上还是坚守了4年，因为她总能在这个过程中被人性的光辉所打动。“我们传递的不仅仅是器官，更是一次次活下去的机会。”

(压题图为视觉中国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