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市朝阳区仲裁委作出裁决，农民工肖某等人历经近两年时间，终于讨回了自己打工赚来的血汗钱。

从最初手中一份证据都没有，到经过法援律师帮助找到四份证据，并通过策略让用人单位主动拿出两份关键证据，农民工们走过了一条曲折的维权之路。

“当时听说要证据，我们全傻了”

2015年春节过后，老家四川巴中的肖某与任某等五人一起入职遂宁市中力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下称中力公司）。当时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但被公司收走了。此后，肖某等人被该公司安排在北京炼焦化学厂能源研发科技中心项目处工作，为该项目工地的水电工。

谁知干到8月份项目完工的时候，工地却没人给他们结算工资。作为班组长的任某带他们找中力公司讨要，但要来要去差的72917元工钱，中力公司就是不给。

“家里的老人及孩子都等着钱用，可剩余的工钱就是要不回来。”肖某说。

几经讨要无果后，肖某等人只好在2016年初来到北京市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求助。接待他们的于帆律师发现，这几名农民工手中什么证据都没有。

“农民工在讨薪的时候喜欢讲道理，但手里往往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全，而打官司必须要有充分的证据才行。”11月20日，于帆律师接受《工人日报》记者采访时说，“没有证据，别说工钱要不回来，就连他们是公司的人，为公司干过活，都没法得到法院的支持。所以，必须要把证据找到，否则干的活就真的白干了。”

那么，需要找哪些证据呢？于律师一条条为农民工们列明：首先要证明在公司工作的事实；其次要证明自己的工资标准；最后要证明干了多少天，应该给多少钱，欠了多少钱。

“当时听说要证据，我们全傻了。还有一个工友没和我们一起来，一听说要证据，干脆不来了。我们哪想那么多，以为把活给人家干好了就能领到钱。”肖某对记者说。

艰难收集证据，打官司面临风险

在律师的帮助下，农民工们开始了艰难的收集证据的过程。

最终，肖某等人找来了四份证据：

第一份证据是一张有工人签名的工资公示表，但上面并无单位盖章。

第二份证据是一份电话录音。任某说，“以前和中力公司负责人打过电话，当时怕他不认账，所以长了个心眼录了音。”于律师称，“这段录音虽然很乱，但总比没有强。”

第三份证据是其他结过工资的工友写给中力公司结清工资的单子及银行对账单。

第四份证据是有班组长任某签名的工作联系单、分包工程量确认单、安全交底表等。

“只有这四份证据，再让他们找，就什么也找不来了。说实话，这些证据不完整、不全面、不连贯，若直接去打官司会存在很大的风险。可不打又能怎么办？”于律师告诉记者，当时自己也很纠结。

使用策略，单位拿出关键证据

考虑再三之后，于律师认为，证据不充分也要打，但为了增加胜算，她决定采取两项措施。

一是分别立案。任某一人单独立案，肖某等其他四人一起立案。“分开立案后，任某可以作为另外几个人的证人，另外四人就多了一份证据——证人证言。同时，可让另外四人反过来为任某作证。”于律师说。

二是想办法让对方拿出有利于肖某等人的证据。“我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将拖欠的工资要回来。但在申请劳动仲裁时，我们将第一项请求确定为‘要求公司给付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目的其实是让单位拿出劳动合同书。因为单位为证明自己不应给付双倍工资差额，就会把劳动合同书拿出来，这样就解决了证明农民工与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首要难题。”于律师说。

2016年底，任某一案先在北京市朝阳区仲裁委开庭。开庭时，中力公司为证明已与任某结清了工资，把与任某提交的一模一样的工资公示表在加盖公章后一并提交给了仲裁庭。

“虽然此前农民工们提交的工资公示表清楚地载明了工人出勤天数、工资标准、工资总额、预支费用、实际应支付工资、已支付工资、未支付工资等内容，但上面仅有个人签名并无单位公章。而中力公司提供的工资公示表上加盖上了公章，一切就变得简单起来。”于律师说。

随后，在仲裁庭审理肖某等人的案件时，中力公司代理人表示：“劳动合同我们与他们都签订了，凭什么要我们给双倍工资？”果不其然，中力公司拿出了劳动合同。打赢这场欠薪官司的胜算大大增加了。

近日，北京市朝阳区仲裁委作出仲裁裁决，支持了肖某等人的诉讼请求。中力公司表示服从仲裁裁决。这场艰难的维权终于落下了帷幕。

对此，于律师提醒农民工朋友，一定要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并保存好；此外，在平时工作中也要注意保留与工作相关的资料，比如工资单、工号卡、胸牌、考勤表、欠条等，以方便维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