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学家杨慎借杜甫“啼莺修竹”的典故，说了一句千古箴言：“读书不多，未可轻议古人。”无独有偶。明陈继儒《读书镜》中也借“刘壮舆常摘欧阳公五代史之讹误，为纠缪，以示东坡”的典故，大发感慨：“余闻之师云：未读尽天下书，不敢轻议古人。然余谓：真能读尽天下书，益知古人不可轻议”。

可见，“读书不多，未可轻议古人”，不仅是古人读书的经验之谈，更是做人的准则。

这样的例子很多。如邵伯温少时，读《文中子》，至“使诸葛武侯无死，礼乐其有兴乎？”因著论，以谓武侯霸者之佐，恐于礼乐未能兴也。康节先生见之，怒曰：“汝如武侯，犹不可妄论，况万万相远乎？以武侯之贤，安知不能兴礼乐也？”伯温自此于先达不敢妄论。

看来，随意非议古人不但失礼，对古人不敬，且显示了自己读书不多，浅陋可笑。

马洪林《康有为大传》载：康有为从香港归来后，埋头研究经籍。“每天早上抱着一批书，向桌子上一放，右手拿着一把锋利的铁锥子，猛力向下一扎。锥穿两本书，今天就读两本书，锥穿三本书，今天就读三本书，每天不读完这‘一锥书’，决不休息。”

对此，有人感慨说：后人对康梁变法的真真假假的考证，以及对康有为其人长长短短的议论，其实都不足道。“未读尽天下书，不可轻议古人”。我们看人论事，还是取其大者。所以，康有为勤奋读书的精神不应该被汲取吗？

明代文人张岱的《一卷冰雪文》后序：昔张公凤翼刻《文选纂注》，一士夫诘之曰：“既云文选，何故有诗”？张曰：“昭明太子所集，与仆何与？”曰：“昭明太子安在？”张曰：“已死”。曰：“既死不必究也”。张曰：“便不死亦难究”。曰：“何故”？张曰：“他读得书多”。这最后一句可谓神来之笔，也恰如相声之底，颇让人深思。

看来，读书多，就是资本；读书不多，轻议古人，非但为君子不齿，且会贻笑大方，这是古训，也是读书箴言，更是修身做人的本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