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手机上尝过一勺儿“鸡汤”，其中提及一个观点：人这一生中，遇到过哪些人，读过哪些书，走过什么路，决定着一个人的格局。放下手机，心中暗想，这观点恐怕更适合于勤思敏学笃行的人，像我这种闷头走路的碌碌之辈，谈不上什么格局，能闲时读读书，已经小有惬意了。

前些时，逛实体书店买了几捆书，还网购了本《上海工人阶级文艺新军的形成》。

都说开卷有益，此言实在不虚。10年前出版的《上海工人阶级文艺新军的形成》带给我一个惊奇，小时候常常听大人们念叨的那句“什么阶级说什么话”，竟然是一首诗的题目，出自工人作者、上海国棉十九厂职工李根宝：“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树开什么花。/什么时代唱什么歌，/什么阶级说什么话。”

上世纪中叶，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在北京、在上海，文学创作划时代地出现了新的作者阵容，他们是地地道道的产业工人，他们破天荒地以前所未有的姿态走上了文学创作的舞台，用稚拙的笔描写工厂、生产、劳动竞赛与技术创新。

说他们的笔稚拙，这其中并未有丝毫夸张或贬低的意思。若干年前，受北京市职工文学创作室主任杜芳伦先生之约，到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参加职工文学活动。杜芳伦先生谦称自己是“一个为‘职工文学’鸣锣开道、摇旗呐喊的角色”，当时操持着北京市职工文学创作研修班和职工文学创作。而早在1952年，著名作家老舍和赵树理便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主持开办了北京业余文艺学校“文学讲习班”。

在当天的活动中，舒乙先生回忆道，当年他爸爸老舍先生说过，50年代，包括老舍在内的大作家曾一边帮这些工人作者中的“准文盲”识字，一边敎他们进行文学创作。

新中国成立初期，以工人为对象，描写劳动生产、工业建设已成文学的焦点。参与其中的，除了工人作者，还有许多知名作家、诗人。如草明先后写下被誉为第一部描写新中国工人的小说《原动力》及《火车头》《乘风破浪》。又如诗人邵燕祥《我们架设了这条超高压送电线》《到远方去》，都是当时的“爆款”作品，引发强烈的轰动效应。草明德高望重，1932年加入“左联”，在鲁迅的教诲下继续从事进步文学活动，1941年，奔赴延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合影中有她的身影。而邵燕祥还只是广播电台的年轻记者。

那的确是个激情澎湃的火红年代。后来的文学研究者们曾概括说，新中国成立“这个时间点标志着中国历史的一个新纪元的开始，仿佛时间都是重新开始了的。因此，‘时代颂歌’便成为那个时代文学背景的主色调，中国文学也跨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一般而言，读者常常以是不是名家名作，确定购买、阅读取舍，这也是诺贝尔文学奖等知名奖项颁布之后，相关著作出现热销的原因之一。但对文学而言，谁写的？写的什么？怎么写的？往往有着特殊的意味与价值。上世纪五六十时代，出自产业工人笔下的故事、诗歌，描写工厂生活的文学作品，在那些岁月里更受青睐。

后来，邵燕祥先生在《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一书中，曾反思当年的创作，把自己和真正的工人作者加以比对：1954年秋，我编定第二本诗集《到远方去》，收录了从1952年到1954年写的十九首诗……而我诗中的抒情主人却不像是“典型”的工农兵……其实都是发自我这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肺腑。这是我这些所谓“写工业”“写基建”的诗，跟报上常见的工人诗、车间诗有所不同的地方。

切莫小瞧了“什么阶级说什么话”的时代印记，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它常常让读者甚至作者先入为主地格式化了叙事主体或抒情主人的倾向与言说方式。喜欢诗歌的人一定还会记得被列入朦胧诗范例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数百年来纺着疲惫的歌；/我是你额上熏黑的矿灯，照你在历史的隧洞里蜗行摸索/我是干瘪的稻穗，是失修的路基；/是淤滩上的驳船/把纤绳深深/勒进你的肩膊/——祖国啊！……”

1979年，舒婷的这首诗甫一问世，那不同寻常的诗句便惊动了世人并引发异议。据邵燕祥回忆,“1980年，某地刊物上郑重其事讨论舒婷的诗，就有人说她写出这样的诗，不符合灯泡厂女工的身份——也就是说这不属于工农兵的思想情感和言说方式。”

所幸，这样的场景终于成为过往。现如今，人们的言说方式繁复多样，各呈其异，读不胜读。有谁会生出“而今乐事他年泪”之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