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书没必要读；有必要读的书就应该读完。”这是止庵先生对读书的看法，亦可作为《沽酌集》之引言。这本收录2000年1月以来读书笔记的止庵旧作，不仅涵括他对鲁迅、废名、张爱玲等名家作品的解读，还铺陈了其对标点符号、文章、抄书、读书等看法，可谓“读书之书”。

止庵，原名王进文，1959年生于北京。人们提及止庵时，总会冠上“周作人研究专家、张爱玲研究专家、作家”等头衔，但读过《沽酌集》后，或许称其为“读书人”便足以将一切不言之意涵盖其中。在《沽酌集》原序中，止庵谈到书名的由来，对其而言，买书读书的乐趣，“与沽酒自酌约略相近”，而读书之余的文章，则“好比闲记酒账而已”。这样的读书是纯粹的，很能见出一个人的情怀。“买书如沽酒，读书如慢酌”，这是对《沽酌集》的绝佳概括，也是止庵先生作为“读书人”的心迹表露。

“我压根儿没打算就书论书，不过由此寻个由头，说些自己的话罢了。虽然重要的并不是说什么，而是不说什么。”在《沽酌集》的文章之中，止庵先生字斟句酌，真切做到了“不妄言”。而在“不妄言”之余，他也将自己的所思所想悉数献出。其观点之独到总能给当下被大众传播支配的“媒介化思想者”当头一棒，他说：“我觉得世上有两句话最危险，一是‘想必如此’，一是‘理所当然’。前者是将自己的前提加之于人，后者是将既定的前提和盘接受，都忽略了对具体事实的推究，也放弃了一己思考的权利。”如何读书、如何写作才该是人们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

《沽酌集》中还有好些观点精辟入理。如在《关于自己》中，止庵谈及“我们”与“我”的区别。有家报纸约他列书单，他说：“影响了‘我们’的书，不一定影响‘我’。”他读书始终坚持着一个目的，即“想使‘我’与‘我们’在一定程度和方向上分开”。他所列的书单，遵循着这样的原则：“假如当初不读这些书，自己会是另外一个人；因为读了这些书，方才成为现在这样一个人。”过去“我”被改造成“我们”，如今需要找回“我”。对于我们这一代“思想教育”的对象而言，读书伊始便是踏上了寻找“我”的路途。

《沽酌集》这部一册四卷的读书集子，结合了止庵的人生阅历与世情世事，虽为一家之言，却很有一番意趣，除了令人感觉清明外，更能于平静之中感受与作者的思想对接。

《沽酌集》是独特且自然的，是止庵将其阅读心得、生活体验与情意感知融为一体后的酣畅文章，贯穿古今、融会中西、臧否人物，漫谈世事与学理，书中既有对废名、钱穆、张爱玲、周氏兄弟等作家作品的品评与考据，也有对日、法、俄等外国文学、历史、艺术作品的赏读，还有谈“文心”的篇目，兼叙其多年来买书、读书、写书、编书的心得。虽篇幅长短不一，但书中所容纳的立意、信息与素材，均为丰赡。

阖上此书已是深夜，沽酒自酌之感油然而生。也许我在“我们”的路上走了太久，沉静下来，才发现错过了太多属于“我”的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