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朋友车行，路遇行人，在让与不让之间，俺俩观点冲突。北京已有车让行人的章程，习惯以步当车的我倾向于让。但朋友觉得不应僵化解读。

“车让行人”具体的文字我没详细研读过，只是觉得既然条款已定，那就应该按规定行事，就像路口的红绿灯，闯红灯一定是不妥的。

说起红绿灯，友人很感慨：现在闯红灯的几乎绝迹了。

“那是因为大家都自觉了，所以也要自觉让人。”我开玩笑说。

对我的这种说法友人嗤之以鼻：“那是因为罚款扣分没跑。”跟着他还为自己辩护说，不让人也没见处罚过谁。

坦率地说，朋友的观点似乎是有些道理的，个别暂未张挂牌号的车，街口路岔无视红灯的景象，现在并不罕见——惩罚寻不着当事人嘛。遵章守纪的事，显然不是基于道德自律的风景呈现。

不过，以我的视角，这只是表层的直观感觉，背后的意涵，实质上是法则、条例清晰与否，以及程序执行上的实践问题。

就以“闯红灯”的变迁来说吧。

早先，纯靠警察路口挥手的时段，红灯下不遵守交通规则的现象很常见，原因不是法规模糊，而是执行过程中的弹性很大。一方面是随意的人为因素，另一方面是违规的“证据”多数时候取决于人的主观判断。如此就给处罚留下了很大的“波动”空间。而一旦没有板上钉钉的处罚依据，人情世故就很容易嚣张，不仅是执法者，违例者也不乏真诚喊冤之人，甚至还有不少“朝里有人”的狂人不把红灯行止当事儿——传说中这样的故事时常耳闻。

之后的发生质变，客观说，确实非个人单纯的自觉改变，而是电子系统横空出世带来的被动自律。不通人情世故的摄像头和关联多方的信息存储处理，不仅从根上极大地减少了人为变通的因素，而且有影像为证，迫使旧时心怀侥幸的犯事者，基本上失去了逃遁的缝隙。于是乎，车水马龙的交通终于井然有序起来。

可见，红绿灯的行与止，决定性的主要影响，来自于程序执行的严肃与否。现实生活中，很多规章，甚或是法则，是否得到严肃对待，显然与其是否能够严格执行有关。不止于路行，社会层面诸多的条例系统，执行的效率及其影响，无不如此。

只是，更复杂的社会系统不可能像交通规则那样，将主要的重担交给程序化的智能设备。

但从另一方面看，倘若我们尽力减少人为随性的干预，是不是可以更有效率呢？就像经济学家之于市场的研判：少干预更优，所谓市场自己有修复的趋势。对了，还有一个萧规曹随的成语。据古人之词，萧何的规矩就是少干预。

当然，“看得见的手”还是需要的，否则，无序的社会多半会在崩溃—重构的轮回里折腾。只是，看得见的规则已然先行，依规而行，杜绝人情世故滋扰应该是较优的方略。

说到规则，就像对应的交通条例那样，明确、清晰、可行，是先决条件，知所当止，人才有敬畏。反观“车让行人”，罚与不罚？如何罚？不界定清楚，“礼让”就有空谈之嫌。

道路的顺畅，看上去简单的事，道理未必简单。放眼文化集合体，内在的运转逻辑其实是一样的：作为经验积累集成的规则才是现代系统最智慧的结晶。不循此道，自以为聪慧超常的司机必撞南墙。